细读孔子研究院孔祥安研究员、何雪芹博士合著的 《中国传统忠伦理研究》 一书,深感该书体大思精、资料翔实、论证审慎,不仅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传统忠伦理之起源与发展流变,而且深刻阐述了忠伦理的时代价值与现代转化,可谓是一部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作。
首先,该书对忠观念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于《绪论》部分,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对涵盖原始社会、尧舜、夏、殷周等时期的十二种观点一一进行辨析,并在明确忠观念与“忠”字、忠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之后,提出了“忠观念的起源可能伴随父系氏族社会,即五帝时代发展的整个过程,只不过是在尧舜时代或原始社会末期表现得较为凸显”的观点。同时又结合传世文献、出土资料以及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指出“五帝时代不断的‘兼并’融合过程,也就是不断确立‘中心’或‘中央’的过程”,进而对“忠”的原初意义进行解读,认为“中是五帝时代军事首领或酋长为了本群体利益所产生的中正不偏、公正无私、尽心竭力等的意识和观念,体现了为民的价值导向;同时也是氏族成员对军事首领或酋长这一权威中心的归依和服从,反映了对群体利益的维护和公平规则的期求”。《绪论》后半部分,从相关史料中对夏商周三代的忠观念进行了梳理,阐明了三代存在忠的观念和行为。
其次,该书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忠伦理的发展和演变。该书通过对《左传》《国语》《论语》等文献的考察后指出,“春秋时期是忠伦理的发展期,其内涵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同时认为,孔子不仅使忠的内涵更加丰富,而且还认为是所有人都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所以,孔子强调“与人忠”,倡导“修身以忠”,并且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双向君臣伦理原则,奠定了后世儒家忠伦理的思想基础。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墨子提倡“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墨子·兼爱下》),孟子主张“君臣有义,事君以道”,老庄追求“实而不知以为忠”。荀子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提倡“从道不从君”;同时将臣之忠划分为大忠、次忠、小忠、国贼等不同层次。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虽强调“一断于法”,但仍主张“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是“天下之常道”,提倡臣对君“忠心不二”,“使忠骤然由一个具有多层内涵的伦理范畴转变成一个只具单一指向的伦理规范。”
再者,该书阐释了秦汉以后历朝历代“忠君”思想的不同特色。伴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建立,忠伦理的内涵缩变为臣对君专用的政治伦理规范,臣下以“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为信条,忠君成为衡量臣下思想言行的唯一标准、最高标准。汉代,忠君思想受到学者、官僚、士人等群体的特别推崇,忠观念政治化不断发展和强化。贾谊从调和修正汉初统治策略出发,提出“臣忠君明”的政治主张;董仲舒建立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伦理体系,强调“一中为忠,二中为患”,提倡“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忠君由“应然”转为“必然”。东汉末年,频繁的战乱和门阀的出现,使忠有了双重伦理义务和道德要求,一是对国(君)尽忠,一是对“主子”或团体组织效忠。魏晋南北朝时期,忠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幅下降,移忠作孝、轻国重家成为道德主流,一人历任两朝、三朝甚至五六朝者极为普遍,“忠臣不事二主”的信念荡然无存。隋唐时期,中央集权的回归使忠君观念再次彰显,同时保留了先秦原始儒家忠观念相对性的特点。儒家“谏诤”思想在唐代得以兴盛,忠君、报国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宋代,随着理学思潮的兴起,“忠的天理化客观上推动了忠政治伦理绝对化的进程,使忠成为‘无所逃离天地之间’的普遍法则”。忠政治伦理逐渐走向绝对化,成为人们自觉践行的政治伦理原则。元代忠伦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怯薛制度使君臣关系呈现主奴化倾向,“为臣死忠”成为臣下的绝对性伦理要求。明代,统治者大力宣扬“为人臣必忠,为人子必孝”的理念,忠君走向绝对化巅峰并呈畸形发展态势,随之对忠君的反思与质疑也渐次出现。清朝前期基本接续了明代的发展趋势,对忠君思想的强化与反思并存。忠君观念一则走向忠贞不二、以死殉之的“愚忠”,同时又出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对忠君的反思,将忠君与忠天下区分开来。晚清时期,尽管维新人士在思想上已经对传统忠君观进行近代转化,但在现实生活实践中,他们仍未突破传统,固守的仍然是儒家的伦理纲常。
“五四”时期,对忠伦理的批判彻底摧毁了以忠君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合理性,忠的对象由君主个人转变为国家和人民,使忠伦理的近代转型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最后,该书对忠伦理的现代价值与转化进行了有益探讨。一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社会公德。中国传统道德在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时,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强调先国后家、先公后私的奉献精神。忠于国家要以人民利益为宗旨,这是当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涵。二是忠于职守的职业道德。孔子讲:“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即是对忠于职业操守传统的现代转化和提升,不论古今,忠于职守都应是人们所当遵守的职业道德与行为准则。三是忠于家庭的家庭美德。“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悌,这一系列家庭伦理规范无不蕴含着尽己利人的忠德修养,忠是维系家庭稳定与和谐的重要伦理要求。四是忠于他人的个人品德。忠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原则要求,在当今人际关系和谐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道德伦理中“与人忠”的忠恕精神、“主忠信”的诚信原则和“忠则诲之”的道德义务,在现代人际交往中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意义。
通览全书,该书把“忠”置于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之下,从历代政治、学术思想、文学作品以及制度、法律、社会等层面进行了多维度的“立体”性探讨,既讲清了忠从多层伦理内涵发展成为“忠君”乃至“愚忠”的历史脉络和时代成因,也讲清了“忠”与“孝”、“忠君”与“爱国”的历史统一性和矛盾性,给人以视野广阔、内容厚重、讨论透彻之感,可谓是一部探讨中国传统忠伦理的力作。但该书在忠伦理作为人们的内在道德自觉以及伦理义务的“最后防线”方面,尚可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
原载：《孔子研究》2020(03):159-160
作者：武宁，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编辑：孔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