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本与人性博弈：诺辉健康震荡背后的癌症早筛困局
引言：
2025年4月14日的香港中环，诺辉健康（06606.HK）连发两则公告：独立非执行董事刘毅基（前摩根大通中国投行副主席）、吴永蒨（香港资深公司法律师）同时辞任，前者卸下审计委员会主席职务，后者退出薪酬委员会，这或许代表着诺辉健康（06606.HK）审计、薪酬委员会停摆。 仅半年光阴，诺辉健康（06606.HK）这家市值一度突破400亿港元的“癌症早筛第一股”的企业人事地震，一直余波未平，公司核心管理层遭遇系统性坍塌。是否能理解为，资本市场正在用暴跌来回应这场权力洗牌，其风暴背后不仅暴露了企业治理危机，更容易引发市场对‘技术赋能’叙事真实性的质疑。
故事的开端充满荣光：2020年11月，诺辉健康摘得中国首个癌症早筛产品注册证；次年登陆港交所，最高市值约430亿港元。创始人朱叶青在敲钟仪式上的宣言犹在耳畔：“常卫清不只是一项技术，更是1.2亿高危人群的生命防线。”
风暴中心：一家企业的坠落与一个行业的迷思
可命运的转折总比预期锋利：2024年3月，诺辉健康突然停牌，拉开了一场企业治理风暴的序幕——德勤辞任核数师的公告如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此后半年间，首席财务官高煜、法律程序代理人莫明慧相继离场。至当年12月，创始人朱叶青被董事会以“紧急事由”强行罢免，触发条款的是一份审计报告中的致命指控：未经批准向关联方划转1.2亿研发资金。
《香港公司条例》第461条的齿轮仍在转动。这本是为保护股东权益设立的法规，要求罢免董事必须经特别股东大会表决，但诺辉董事会援引‘紧急事由’条款的速度，有点远超常规罢免程序。当2025年春天的审计与薪酬委员会最终停摆时，资本市场的判决早已落地：股价从巅峰期的市值蒸发，犹如指间流沙。
这场崩塌是资本嗜血的狂欢，还是技术理想主义的悲歌？在堆积如山的公告与法律文书中，一个更残酷的问题浮出水面：当拯救生命的医疗创新，撞上公司治理的暗礁，谁该为那些等待早筛技术续命的患者负责？资本市场用市值从峰值缩水超八成（约430亿至65亿港元）的断崖式暴跌，为这场企业治理危机写下残酷注脚。
可震荡的涟漪远不止于财经版面：当我们翻开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发布的《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报告，触目惊心的数据仍在提醒：每年新发癌症患者约500万，平均每天1.3万人确诊，每分钟有8~9人被确诊，早筛技术可将结直肠癌死亡率降低61%。在这个背景下，诺辉健康的核心产品“常卫清”曾承载着1.2亿高危人群的生存希望——它不仅是国内首个获批的分子癌症筛查测试，更开创了居家早筛的商业化先河。
理想主义者的困局：从实验室到资本场的撕裂
回到2015年的杭州未来科技城，三位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毕业生——朱叶青、陈一友、吕宁的创业故事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他们选择的赛道在当时堪称冷门：中国结直肠癌筛查渗透率不足16%（美国为60%），而传统肠镜检测的“侵入性恐惧”让80%高危人群选择逃避。常卫清的技术突破正在于此：通过粪便DNA检测，居家取样即可发现癌前病变。2020年11月，当国家药监局颁发“中国癌症早筛第一证”时，这也不得不让人想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常常放在嘴边的话“发现一例早癌，拯救一条生命，幸福一个家庭。”
但商业世界的逻辑远比实验室复杂。根据招股书披露，常卫清的研发耗时5年，投入超3亿元，经历3次临床试验方案调整。这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创新药械研发的典型困境：从技术验证到商业化落地，需要跨越科学、伦理、法规的三重门坎。以常卫清为例，据诺辉健康招股书披露，常卫清关键临床试验入组5,881例受试者，仅数据监查委员会（DMC）的阶段性审核就耗时14个月。这种“马拉松式”的严谨性，在遭遇资本市场的盈利焦虑时，矛盾开始显现。
资本狂飙下的技术歧途：审计报告撕开的行业伤疤
2024年审计报告披露的“1.2亿关联交易”，恰似一柄手术刀，剖开了行业隐秘的生存逻辑。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中国癌症早筛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突破千亿，但现阶段企业平均研发投入仅占营收的15%-20%，远低于国际巨头的40%水平。当诺辉健康2022年财报显示销售费用激增78%时，不得不让人联想起《中国肿瘤早筛行业白皮书（2023）》重的，部分企业市场费用增速超研发投入两倍。这不正是‘技术驱动’滑向‘营销驱动’。”
更值得警惕的是技术神话的瓦解。2024年9月Capitalwatch发布的做空报告指出，常卫清的实际临床依从率不足宣称数据的50%。而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CMDE）发布的《结直肠癌早筛产品临床试验指导原则》（2022年）中要求的“敏感性≥90%，特异性≥85%。当“技术赋能”沦为资本故事的道具，伤害的不仅是投资者信心，更是公众对早筛技术的信任根基。
生死时速：中国医疗创新的“不可能三角”
在这场风暴背后，一个更深刻的命题浮现：中国医疗创新如何平衡科学理性、商业效率与社会责任？ 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已明确“附条件批准”路径，允许部分产品基于替代终点提前上市。但这种加速机制在诺辉健康的案例中暴露风险——当监管宽容遭遇资本短视，可能催生“带病上市”的畸形生态。
回看全球早筛巨头的成长路径，精密科学（Exact Sciences）的Cologuard产品在上市后仍持续十年投入真实世界研究，累计追踪120万例患者数据。反观国内，《中国癌症早筛市场洞察报告》（2023年）中提到的“2022年早筛企业平均研发费用占比降至18.7%，较2019年下降12个百分点”。这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正在透支行业未来。
破局之路：重构医疗创新的价值坐标系
在与相关肿瘤医院的医护人员沟通中，他们提供另一种故事视角。就有相关病人在常卫清检测呈阳性后，却因“对检测原理不理解”而拖延，最终延误治疗。这份脱敏处理的病例，也撕开了早筛技术推广中最隐秘的裂缝——当检测试剂盒变成电商平台的普通商品，谁来守护那些按下“立即购买”按钮的生命？
或许解决问题的钥匙，藏在国家卫健委《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中的 ‘推动早筛技术院企数据共享’。该政策要求早筛企业必须与公立医院共建随访数据库，并将真实世界数据纳入产品迭代体系。这种“医疗-产业共同体”模式，正如国家药监局前局长焦红在2023年中国医药创新大会强调的：“医疗创新的终极目标，是让患者生存率从药品说明书上的数字，变成千家万户的真实希望。”（来源：新华社报道《第37届中国医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实录》）
风暴过后，让科学重掌船舵
站在2025年的十字路口回望，诺辉健康的动荡绝非个案，故事本身早已超越个体企业的兴衰。当常卫清仍在为600万家庭提供早筛服务，当朱叶青在上市时提到的“永不放弃”，这个行业的真正价值或许正在显现：它教会我们敬畏医学的复杂性——这里没有颠覆式的奇迹，只有持续迭代的微光。
《我不是药神》结尾的字幕写道：“相信会越来越好。”对于中国癌症早筛行业，或许该补上一句注解：“这需要资本放下镰刀，科学家重掌船舵，而所有人学会等待。”因为对抗癌症的战争，从来都是一场与时间的漫长赛跑。也正如《柳叶刀》社论所言：‘医疗创新的真正胜利，是当资本退潮后，仍有技术留在沙滩上造福患者。’
“本文引用数据来自公开可查资料，部分行业洞察基于多方访谈与交叉验证，若有个别细节误差欢迎指正。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不构成投资或医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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