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决定抑或身材筛选？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性别化因果关系
原创 柴向南 定量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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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菲，社会决定抑或身材筛选？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性别化因果关系[J]. 社会, 2021, 41(02): 218-242.
研究背景
我国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见副产品是肥胖的蔓延。目前，中国肥胖人数冠绝全球，超重已成为我国国民健康的一大“杀手”。影响因素有很多，已有研究不仅探索了遗传基因以及不健康膳食、缺乏锻炼、饮酒等生活习惯因素，更大量关注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关联性。首先，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影响肥胖，即“社会决定论”。然而，并没有统一定论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之间一定是单向关系。比如在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的肥胖的可能性越低，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却可能存在正向关系，原因之一是肥胖是能够大量获得高热食物的结果、象征一定的社会地位。甚至，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之间还可能是非线性关系，即中产阶层的肥胖率高于首尾两端的社会阶层。除了社会决定论，还存在另一种可能：肥胖影响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即“健康选择论”。比如，女性身材肥胖可能会负面影响其职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而对于男性而言，这一肥胖筛选机制也许不那么明显或者方向相反。简言之，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超重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并且对于男、女两性而言其作用机制并不一致。因此，在“社会决定抑或身材筛选？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性别化因果关系”一文中，吴菲通过“结合长期追踪调查及动态统计模型”（p.221），对我国国民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的因果关联及其中的性别差异做了层层递进的剖析。
研究假设
研究者基于社会决定论和健康选择论分别提出两个研究假设（p.226）:
“假设1（社会决定）：社会经济地位对肥胖的因果性影响在女性中为负向，在男性中为正向。
假设2（身材筛选）：肥胖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因果性影响在女性中为负向，对男性的影响为正向或不显著。”
研究方法
该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2014、2016共四次调查数据。尽管时间跨度只有六年，但如作者所言，数据很好地呈现了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肥胖的变化，有足够的异质性来探索两者之间的因果路径。
因变量为肥胖，包括BMI（连续变量）及基于BMI做的四个类型划分，分别为“偏轻（BMI<=18.5）、正常（18.5） 、超重 （24<=BMI<28） 和肥胖 （BMI>=28）。”（p.227） 这一划分依据是“我国疾病防控中心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进行的修订。” （p.227） 自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包括职业地位和收入两大维度。研究中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SEI） 来测量职业地位，用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来测量收入。由于成年人样本的受教育年限已基本固定，故未被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之一。三组控制变量被纳入模型：第一组是基线模型中的恒定变量，包括研究对象的受教育年限、年龄、父母最高受教育水平、父母最高职业地位；第二组是动态变量，包括在过去六个月内是否患有慢性病、在婚与否、居住在城镇与否、居住在北方还是南方；第三组控制变量是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风险行为，包括是否吸烟与是否喝酒。
研究建模分为三步。第一步，检查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中的性别差异，此处控制了调查年份的虚拟变量。第二步，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个体层面不随时间变化、但又无法在数据中进行观测的变量，如人格特质、基因遗传等，以此更为准确地检测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关系。此处同样控制了调查年份的虚拟变量。第三步，通过交叉滞后面板模型探究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之间的因果关系。交叉滞后面板模型通常用于从时间维度上判定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具体因果方向及强度。研究者通过结构方程来探明、刻画因果机制，即验证假设中的社会决定论或健康选择论。
重要研究发现
第一，如表3所示，在仅控制人口学及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而未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将不可观测变量纳入模型考量时，BMI和ISEI以及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取对数）两个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关系都显著相关。
此外，如图1所示，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其肥胖之间的关联性较女性更高。
第二，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表4）表明，在截面数据中，表3所示的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与其肥胖之间的关联很可能是虚假相关，即可被未观测到的混淆变量所解释。对于男性而言，其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的相关性尽管有所减弱但依旧存在，表明可能存在因果关联。
第三，通过交叉滞后分析，研究者对基于社会决定论（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影响肥胖的根本原因）和健康选择论（基于肥胖的筛选机制）的两个研究假设进行了逐一验证。图2和图3分别代表ISEI和BMI以及收入和BMI之间的因果路径。如图2所示，社会决定论和健康选择论都有经验证据支撑，并呈现出性别差异。具体来说，从社会决定论来看，男性的职业地位对两年后的BMI有显著正向影响（2012-2014，2014-2016），但女性在这一方面并不显著。从健康选择论来看，女性的BMI增加会负面影响其两年后的职业地位，但对于男性而言，这一因果关系却是正向的，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图3显示了收入和BMI之间的因果链条。如研究者所言，从整体上来看，社会决定论对两性均不那么显著，但身材筛选却再次呈现性别差异，即BMI会显著增加男性两年后的收入，但对于女性来说，这种正向因果影响则弱的多。
研究者对这一发现做了简明总结，即“对女性而言，身材筛选机制可能起主导作用，特别是以职业地位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时，BMI 会显著降低女性在两年后的职业地位。对男性而言，正向的社会决定机制和身材筛选机制同时起作用：一方面，职业地位会增加男性两年后的BMI；另一方面，BMI也会对其两年后的职业地位和收入产生正向影响。”（p.236）研究者进一步阐释了该发现，即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对女性仍存在基于肥胖的负向筛选机制。而对于男性而言，由于“应酬文化、过快的生活节奏、不规律的饮食以及缺乏锻炼”（p.237）等可能原因，社会经济地位提升会以牺牲男性健康为代价、增加其肥胖风险；而超重又会反过来提升男性的职业地位并增加其收入则有可能是因为所处的社会文化将强壮、超重视为威严或权力的象征。
编者简评
身材焦虑在生活中可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从提升自身健康的视角来看，超重确实已成为我国第五次疾病转型阶段的重点关注议题（石智雷、顾嘉欣、傅强，2020）。从承受他人评议角度来看，则大可不必因此自扰。尽管如此，人毕竟难脱社会生活之网，肥胖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早已远超审美范畴而渗透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也不难理解，肥胖演变成了一种评价系统、一种筛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后果。吴菲老师这篇研究从肥胖议题切入，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和肥胖双向因果机制及对女性和男性的差异性影响，构思精准，设计也颇为精巧，研究发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以说将较为深层的社会文化作用机制揭示并呈现出来了，促人深省。
导读人 |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 柴向南
原标题：《社会决定抑或身材筛选？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性别化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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