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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与规划响应】健康城市视角下的城市中心区滨水空间:理论机制、科学证据、关键要素

城市中心区滨水空间是陆地与水体交接的过渡区域,是多种景观资源和城市功能的混合体,是承载和激活城市居民公共生活的重要场所。其品质对广大市民的健康和福祉有着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尽管现有文献从不同的方面指出了城市滨水区各类环境要素可能对健康和福祉有显著的影响,但仍缺少从健康城市这一视角系统审视和评价这些环境要素影响的研究。针对此问题,从健康城市滨水空间的理论机制、科学证据和关键要素3个方面展开分析,提出一系列规划、设计和管理建议,希望为建设健康城市和健康滨水空间提供科学支持和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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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位于城市中心的滨水空间都应该是维系自然系统与人工系统的平衡、维系广大人民健康与福祉的关键的城市空间。健康的城市滨水空间应当满足人们在生理、心理及社会3个维度的健康与福祉需求。姜斌等总结出3种城市绿色空间影响大众健康与福祉的提升机制,包括:提升心理健康、提升生理健康和提升社会资本。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城市中心区的滨水空间也大致遵循这3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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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滨水环境的理论与研究

2.1 恢复性环境

恢复性环境理论近年来受到城市管理、城市规划、景观规划设计、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学者及从业者的关注。其中基于进化心理学的两个理论最为学界所认可,包括卡普兰夫妇提出的注意力恢复理论和乌尔里希提出的压力缓解理论。

注意力恢复理论指出,与自然环境接触可以减少人的精神疲劳,从而使主动性注意力得到恢复。卡普兰夫妇认为恢复性环境应具备4个主要特征:环境需要具有迷人性;需要给人们带来远离感;环境本身需要具有延展性;环境必须可以支持个体来到环境中的目的和偏好,即兼容性。

环境压力缓解理论认为,由于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与大自然的密切接触,使得非威胁性和非挑战性的自然环境可对人产生显著的情绪提升和压力舒缓效应。乌尔里希认为具有疗愈性的自然环境应具有以下特征:包含充沛的自然元素特别是绿色植物和水体;环境内容具有复杂性,空间结构中有焦点;中至高水平的视觉深度;曲折通幽的视廊;地表质感均匀且同质性较高;不包含可能带来危险的事物。

基于这两种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对城市自然环境与城市人工环境的对比研究。自然环境可以让人们有效恢复和增强主动注意力,从而获得更好的操作、学习及工作表现,降低攻击性和暴力倾向;自然场所亦可让人们有效地舒缓精神压力,由此减少焦虑、抑郁等慢性精神健康问题。反之,人工环境对精神状态有负面影响,如增加压力、焦虑和自杀率。

与单纯的绿色空间不同,滨水空间常常是绿色景观与蓝色景观的结合。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蓝绿景观的综合体也许比单纯的绿地或其他空间更具恢复性。

2.2 促进生理健康的环境

戈登和朱迪斯于1992年提出栖息地选择理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判读和偏好是以建立优质的栖息地为主要目标;身体上的积极生活方式可以起到提升生理健康的显著作用。

2005年普雷蒂等提出“绿色运动”概念。研究发现体力运动对身心健康均有积极影响,而接触大自然可提升精神健康;绿色运动可以协同提升身心两方面的健康状态。

富有绿色或蓝色自然景观的城市空间主要是通过鼓励人们进行休闲性体力活动来实现生理健康的改善。

2.3 促进社会健康的环境

社会健康可通过个人及社群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与质量来进行评价。从理论机制而言,城市空间环境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可进一步具体到城市空间的社会支持性、社会恢复性和社会安全性3个方面。

(1)社会支持性相关理论从个体出发探索提升个人社会资本的环境。

(2)社会恢复性相关理论主要探讨微观尺度场所营造对社会交流的促进。

(3)社会安全性相关理论主要探讨空间环境的物理特征对使用者或造访者的人身安全产生的影响。

基于这3方面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滨水空间可提升社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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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滨水空间的规划设计建议清单

笔者制定了一个由3级要素构成的健康滨水空间规划设计建议清单,每点建议结尾处注明该建议可能产生的主要健康效应,以A(心理健康效应)、B(生理健康效应)、C(社会健康效应)表示。所有建议均基于已经发表的理论或实证研究成果。因篇幅限制,以下每种要素只列举3种情况进行说明。

3.1 物质要素

3.1.1 水体

(1)水域可视性:增加城市滨水空间使用者以及周围社区居民看到水域的机会(A)。

(2)驳岸安全措施:如挡墙、护栏应选取合适的材料、尺寸,避免造成显著的视线阻碍(A)。

(3)增加各类微观绿色基础设施对雨水、洪水进行过滤、渗透、净化,以提供良好的水质(A、B)。

3.1.2 滨水城市界面及天际线

(1)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包含山峰、山脉、岛屿、海平面等大型自然要素轮廓,不宜全部由建筑构成(A)。

(2)构成天际线的城市立面不宜形成过于封闭和压迫的形式,应在局部打开或降低高度,形成开阔疏朗的视廊(A)。

(3)夜晚的滨水界面及天际线避免在所有时间都使用高强度和高饱和度的彩色照明(A、C)。

3.1.3 驳岸

(1)充分保护自然岸线,争取在不破坏沿岸自然地形、地貌和生态栖息地的前提下进行驳岸的规划与设计(A、C)。

(2)使用由自然要素形成的缓坡护岸,存在安全风险时,需要在护坡地下采取工程手段进行加固(A、C)。

(3)将小型观景步道、平台、汀步伸入水景中,创造更开阔的水上视野,使人们获得更亲密的自然体验(A)。

3.1.4 植物景观

(1)与无植被的同类场地相比,可增加60%的压力缓解效应,建议林冠绿视率达到40%左右(A)。

(2)温带地区:每29 m²的绿地上,建议配置1株乔木、6株灌木和20 m²地被植物;亚热带地区:每30 m²的绿地上,配置2株乔木、6株灌木和23 m²地被植物(A、B)。

(3)重视生物多样性建设:通过增加底层植被的数量、水生或湿地植物的数量以及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本土植物的百分比来提高物种丰富度(A、B)。

3.1.5 声音景观

(1)在临近机动车道或强噪音源的地点应考虑设置隔音墙、瀑布、喷泉、高密植物屏障等强噪音隔离措施(A、B)。

(2)在安静的地点,可通过人工手段添加柔和的自然声景(A)。

(3)通过大、中、小、微型生态栖息地和自然驳岸的营造吸引候鸟,使当地陆生、水生动物和昆虫前来栖息繁衍,产生多样的自然声景(A、B、C)。

3.1.6 建筑功能及布局

(1)应建立一定宽度的非建设保护带(100—1 000 m),在这个保护带内需严格控制开发强度,主要安排可供休闲娱乐的城市生态绿地和少量供市民使用的公共建筑,避免安排不必要的行政办公建筑,不应有任何营利性建筑和私有建筑(A、B、C)。

(2)功能规划应避免过度娱乐化、成人化、夜生活化和高消费化(A、B、C)。

(3)在青少年及儿童活动场所附近应避免酒吧、舞厅、游戏厅等成人娱乐消费场所(A、C)。

3.1.7 步行道

(1)通过步行道串联多种功能的滨水开放空间、建筑、绿地、水体以及通往城市内部的通道(B、C)。

(2)设计散步道与跑步道宽3.5 m/人、自行车道宽5 m,步道旁的钓鱼区域保持5 m净宽(A、B、C)。

(3)空间开合、地形起伏均有一定的变化以避免步行体验的单调感,但应保证所有地段都能见到和听到附近的人群活动,避免产生高度封闭或阻隔的地段(B、C)。

3.1.8 坐憩设施

(1)提供多种类型的户外家具,特别是可在一定区域自由移动的桌子和坐具(B、C)。

(2)沿直线或者长曲线布置户外坐具,保持陌生人之间舒适的自然间隔,同时避免不必要的视线接触(A、C)。

(3)提供围绕花池、树池的环形坐具,允许陌生人共享小尺度空间的同时保持私密感(A、C)。

3.1.9 运动及休闲设施

(1)提供多样、丰富、免费或低价的休闲娱乐设施(B、C)。

(2)包容不同动静程度、规模的休闲及体育活动,包含水上运动和滨水运动(A、B、C)。

(3)提供适合儿童和青少年的运动设施(B、C)。

3.2 非物质要素

3.2.1 自然教育

(1)培养青少年成为城市园丁:组织青少年与职业园艺师、邻里居民一起进行义务性的园艺工作来维护公共绿地质量(A、B、C)。

(2)通过学校和自然教育机构在场地内组织多样的自然教育活动(A、B、C)。

(3)让儿童有机会参与3类自然体验活动:家庭亲子活动、同龄人协作活动和个人独立活动(A、B、C)。

3.2.2 艺术活动

(1)组织具备参与性的艺术活动,邀请居民参与艺术沙龙和艺术教学(A、C)。

(2)为民间艺术提供展示机会:为普通市民、未知名艺术家、民俗文化艺人等创造展示其艺术作品的机会(A、C)。

(3)留出一些公共空间进行非固定的、定期更新的知名艺术家作品展览(C)。

3.2.3 功能定义与切换

(1)尽量避免大拆大建,对废旧的建筑物、码头、驳岸,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应优先考虑进行更新利用(A、C)。

(2)提供跨越产权的、具有多重公共意义的空间使用形式;如货运码头可以在某些时段成为公共性的休闲空间(B、C)。

(3)对于经营/服务时段过于集中的建筑功能,应考虑在其非营业时间开展其他类型活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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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城市中心区滨水空间是一个集蓝色、绿色自然景观为一体的多功能城市公共空间,它不仅是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更重要的是它可从多方面促进人们的健康与福祉。因此,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建设健康城市的重要载体。

本文针对滨水空间的健康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机制和科学证据的归纳和分析,并由此制定了一个较为全面、具体的健康城市滨水空间规划与设计建议清单。希望本文可以为建设健康城市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20年第2期《健康城市视角下的城市中心区滨水空间:理论机制、科学证据、关键要素》,作者:杨雨雯,香港大学建筑系博士研究生,香港大学城市环境与健康虚拟现实实验室;董叶文,香港大学建筑系园境建筑学部硕士研究生;刘雪鸣,香港大学城市环境与健康虚拟现实实验室研究助理;姜斌(通信作者),香港大学城市环境与健康虚拟现实实验室主任,香港大学建筑系园境建筑学部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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