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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生育观念变迁：从传统到现代的多元解读

泰然健康网
2025-08-17 18:35

近年来，我国新生儿数量持续下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标志着新生儿数量首次跌破1000万大关，这一趋势比预期提前了约10年出现。要洞悉当前低生育率的深层原因，就必须深入理解当代中国青年的生育观念。那么，如今青年人的生育观呈现出哪些新的变化与趋势？这些变化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索青年人的真实想法与内心世界。
青年生育观念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青年生育观念，涵盖了他们对生育子女的意愿，以及对婚姻、家庭、养育和亲子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在当今中国，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青年群体的生育观念逐渐染上了现代主义的色彩。这种观念的差异，与社会结构的分化息息相关，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青年生育观念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育观念日趋多元化。情感价值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工具价值，成为青年人考虑生育问题的新视角。在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下，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社会价值观念的革新，更体现了青年群体在婚姻和生育问题上的个体主义崛起。对于现代中国青年而言，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唯一归宿，生育也不再仅仅是家庭的职责。相反，它们更多地被视为个体基于情感和价值观做出的自主选择。

其次，家庭责任与个人追求的平衡成为新的婚姻准则。在传统的观念中，家庭责任往往被赋予超越个人的优先级。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个人追求与家庭责任的和谐平衡，被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视为步入婚姻的重要前提。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青年人在婚姻问题上的自主性增强，也预示着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新趋势。
在青年们做出婚姻与生育的选择时，情感价值逐渐取代了诸如“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等传统的工具价值，成为了影响他们决策的核心要素。在婚姻方面，青年们更倾向于自由选择伴侣，并致力于建立一种基于平等、尊重和共同价值观的伴侣关系。一项针对广州市“90后”青年的调查显示，“遇到相悦的另一半”是他们在决定结婚时考虑的最关键因素，占比高达72.43%。而在生育方面，传统的对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的追求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调查数据揭示，对于生育孩子的意义，青年们的看法前三位分别是：“人生圆满，见证生命的伟大”（67.13%）、“工作更加努力，人生有了目标”（47.55%）以及“夫妻关系更加和谐”（44.76%）。此外，研究还发现，许多城市青年选择不再继续生育的原因并非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理想的生育规模。同时，在子女性别期望上，城市青年已摒弃了传统的“男孩偏好”，取而代之的是“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深入人心，甚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女孩偏好”，即想生女孩的意愿远强于想要男孩的意愿。
生育目的的现代化转型：从育儿到养老的生育文化变迁。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看，生育不仅是代际连接的纽带，更与教育和养老两大核心领域紧密相关。青年生育观念的转变，实质上反映了他们在教育、养老以及家庭观念上的全面变革。如今，青年一代的教育观念已从传统的“达标式育儿”转变为“顶格式育儿”，他们更注重为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机会。这种转变导致教育投入在全社会范围内日益加剧，形成了隐形的生育门槛和心理成本，进而影响了青年的婚育意愿。

与此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深刻影响了生育率。预测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3亿，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这种社会趋势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养老观念，尤其是对于选择家庭养老的青年来说，他们往往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然而，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社区养老服务的普及，社会化养老已成为更多青年的选择，养老责任和方式也逐渐多元化。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更倾向于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社会交往和支持网络也更多地依赖于有共同语言的朋友而非传统的家族亲戚。因此，在经济层面，“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已逐渐失去其客观必要性，进一步推动了青年生育观念的转变。
生育决策的多元化：群体差异愈发显著。随着生育政策的演变，从“一孩”到“三孩”，青年群体的生育选择空间得以扩大，导致生育意愿与实际行为在各类群体中进一步分化。当前，社会结构对青年生育观念的多样性仍具有显著影响。研究揭示，城乡之间的生育观念差异依然明显，同时，经济收入、教育水平以及主观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特别是在北京等特大城市，本地户籍状况也已成为影响青年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以理想子女数量和性别偏好为例，研究发现，农村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更偏好男孩，而城市青年则更轻微地偏向女孩；不同社会阶层的青年在希望生育的子女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越高的青年，受传统“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越小，他们更重视个人生活品质，因此希望生育的子女数量相对较少。

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和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侧重于生育成本的经济压力，认为这是生育率和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则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将低生育率视为一种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变迁的产物。这两种理论在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都认为经济压力和高生育成本会逐渐改变青年的生育意愿，形成稳定的生育观念，进而影响生育决策。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生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以来，该政策成功控制了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并优化了人口素质。更重要的是，它从价值观念层面重塑了我国传统的生育文化。通过宣传教育，“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内在的生育价值取向。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教育投资和亲子互动模式，使得家庭对子女（尤其是女孩）的教育投入持续增加，青年一代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显著提升，这为多元化人生价值和生育观念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对生育观念的影响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从生育意愿到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的转化过程中，还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由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历史效应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
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削弱了生育观念的吸引力。青年时期，一个充满变数和安全感的缺失的阶段，这种不安全感并非中国青年所独有，而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当前，青年就业形势持续严峻，现代“风险社会”的内外双重不稳定性增加了青年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研究显示，失业率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青年失业率越高，生育率越低，而且就业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持久性。随着就业压力的持续上升和职场竞争的日益激烈，青年更可能选择推迟生育或将生育视为阻碍职业发展的因素。青年失业率的上升也意味着更多青年面临经济困境，难以承受养育子女所需的高昂生育和养育成本，从而在考虑生育时更加谨慎，更注重经济稳定和负担能力。

对于青年女性而言，养育子女不仅涉及经济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研究表明，女性在生育选择中需要付出长达3年的时间成本（或相应的经济成本），以及职场发展受阻的机会成本等“母职惩罚”。尽管我国延长了女性产假，但若延长产假带来的成本全部由企业承担，这可能会阻碍企业招聘育龄女性，进而加剧女性在职场中遭受的性别歧视。过长的产假还可能导致女职工与职场长期脱节，工作技能下降，影响返岗后的竞争力。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理性的选择依然是少生而非多生。因此，如何提升职场女性的“生育安全感”，已成为全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杠杆效应也不容忽视。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年群体，大量依赖互联网获取信息。与前几代人相比，他们更早地了解到成为父母的“代价”，并对育儿中性别分工的不均衡有了更明确的感知。因此，“恐婚”“恐育”等婚姻观念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形成信息杠杆效应，对更多青年的生育观念产生负面影响。
互联网对不同群体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对青年女性和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深远影响。互联网已成为现代性别平等和女性主义观念传播的关键渠道，赋予了女性在互联网上的话语权，推动了社会以更包容和多元的标准来评估女性价值，从而加速了生育观念的现代化转变。然而，网络上充斥的男女不平等信息，特别是关于生育权益保障的担忧，导致部分女性选择拒绝生育或延迟生育。

对于农村青年而言，互联网的影响则更为复杂。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城乡居民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这使得农村青年的生育观念转变比城镇青年更为显著。互联网不仅提供了便捷的学习渠道，为农村女性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还通过提高农村女青年的人力资本和就业竞争力，客观上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从而间接改变了生育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对青年生育观念的影响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相关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例如，有研究指出，互联网的普及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和家庭经济收入，提高了农村青年的整体生育意愿。
如何构建生育友好社会，增强青年生育信心？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育政策持续调整，配套措施亦逐步推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强调了“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并将其提升至“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高度，为青年婚育打造了有利的环境。然而，低生育率是社会经济发展与政策变迁的长期产物，青年生育观念的转变既复杂又漫长。因此，改变低生育率现状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基于现实情况，并重视生育文化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构建积极的生育文化，将家庭友好的观念融入生育支持体系，才能切实提升育龄人群，特别是青年人群的生育信心。倡导新型生育文化、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首先，应营造更加轻松积极的生育文化氛围。随着生育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的放宽，社会上弥漫着提升生育水平的紧迫感。特别是在人口负增长的压力下，许多人将提高生育率视为首要任务，却忽视了年轻人的真实感受。从父母的催婚催育到社会的舆论压力，都使得育龄人群的生育价值取向从“不敢生”转变为“不愿生”。这种过于追求工具性、忽视人文性的生育价值取向，无形中给年轻人增加了压力，反而可能激发他们更强烈的恐婚恐育情绪。因此，构建和谐友好的新型婚育文化必须尊重生育主体的自主决策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育龄人群的恐婚恐育心理，从而真正提高生育率，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第二，构建生育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创新宣传教育方式，为育龄青年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这包括提供育儿知识和技能培训、丰富的儿童教育和保健资源，以及家庭辅导和支持网络等。这些措施旨在增强年轻人对生育的信心，缓解育儿压力，进而提升育儿的质量和幸福感。同时，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社区的作用，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进行精准的宣传和教育，以增强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感。此外，还应着重强调生育对个人和家庭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如培养亲子关系、分享家庭快乐、增加生活的意义和满足感等。通过分享幸福家庭的故事和经验，可以激发年轻人对生育的兴趣和期待，引起他们的共鸣。

第三，关注女性权益与发展需求，推动社会和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尽管男女平等理念在青年群体中已得到广泛认同，但我国在性别平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是导致青年女性低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从制度层面进一步保障女性权益，促进家庭和社会各领域的性别平等。具体而言，应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确保男性育儿假得到真正落实，并通过提供额外奖励或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用人单位为孕期、哺乳期女性及低龄儿童父母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同时，应重视提高产后女性重返职场的能力，为其提供就业培训、创业指导、贷款免息和税费减免等政策支持，以减轻“生育惩罚”对女性生育意愿的不利影响。

此外，新时代生育文化还强调平等和共担责任的家庭观念。夫妻间应更加注重平等、和谐与共同成长，男性也应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和育儿工作。社会应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便利条件，以帮助夫妻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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