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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革命：致我们沉重而痛苦的身体

泰然健康网
2024-12-01 15:59

“将女性从身材仇恨中解放出来”，2007年早春的伦敦时装周，在女权活动者苏茜·奥巴赫的号召下，女性主义者们聚集在一起，高举着抗议标语，抗议不是针对时尚周本身，而是时装周背后的身材霸权。彼时，两位拉丁模特因厌食症先后死去的消息震惊全球，目光迅速聚焦到这个光鲜亮丽的时尚行业，厌食症模特干瘪的身材成为控诉的符号，0号码成为身材暴政的的代名词。这也是厌食症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公共视野。

然而，厌食症并不仅仅是模特行业的“职业病”。苏珊•鲍尔多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注意到了流行在白人中产女性之间的“神经性厌食症”，并以此作为其学术研究的对象。作为文化批评学者，她超越了厌食症的病理学维度，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探讨了饮食失调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这开创了鲍尔多的身体研究路径，从饮食失调到旷野恐惧症，从精神疾病到日常生活中的减肥塑身，从大众媒体的身材呈现到无处不在的整形广告，以身体为出发点，她一步步解构物质性身体背后的文化要素。这些关于身体的研究汇集到了一本书中，即《身体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和身体》。这是一本出版于93年的著作，其中引用的论文甚至更早，但书中对身体霸权的深刻剖析，即使在27年后的今天来看，仍是每个女性所面临的难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进一步控制了女性的身体。

铭刻身体：形象帝国中的性别、种族与殖民

苏珊•鲍尔多在书中说道，当她在课堂上分享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图片，剖析背后的意识形态隐喻时，总有学生觉得她“太敏感”，学生们不觉得图片中体现出来的女性形象有什么不对，对鲍尔多所做的区分更是知之甚少。其实“太敏感”正好说明了文化建构出的女性形象是多么深入人心。在如今这样一个形象的帝国，大众文化无时不刻不在教导我们如何拥有更好的身体，我们正是需要这种保持这种“敏感”，才能在形象帝国中识别出形象之下的隐喻。

视觉文本中女性身体的性化无需赘述。劳拉·穆尔维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读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凝视。在上个世纪的好莱坞电影中，一个金发碧眼而眼神空洞的女性形象是被凝视的典型，观看者在凝视的过程中，将女性作为性化的客体，从而获得了快感。以玛丽莲·梦露伊始，性感宝贝在大众媒体中不断曝光，塑造关于女性的完美形象神话。甚至诸如剃须刀等男性属性的产品，也需要性感宝贝来加以点缀。

同时，女性的身体也是种族交织的场域，黑人部落女性萨拉·巴特曼的臀部在几个世纪以来被作为景观公开进行展出，正是这种暴力的缩影。长久以来，黑人女性在荧屏中的形象只有两种：黑人姆妈和性欲旺盛的荡妇。贝尔·胡克斯通过对流行文本的分析，认为不仅是白人将黑人的世界性欲化，黑人自己也将这一套秩序巩固了下来。黑人摇滚歌星蒂娜•特纳的成功，正是建立在黑人女性的性欲与狂野的兽欲这样一个形象之上。

很多时候，种族与殖民总是相伴相生。时尚产业渐渐接受了黑人女性的入场，以此“点缀”多样性，而这张入场券也是有附加条件的，即他们只接受“向往白人身体的黑人”。在那些杂志图片中，黑人名模如娜奥米•坎贝尔，她们带着顺滑的棕色假发，将象征着黑人性的卷曲头发隐藏，这样一来，她们便拥有了跨界的魅力。

直至今日，少数族裔模特依然会被放置在“异域”的位置，来体现所谓的部落风情或东方风情。2016年DG充满争议的一则广告，在中国城式的布景当中，一位华裔模特笨拙地用筷子吃着披萨，这些东方主义式的异域意象，足以体现西方中心的傲慢了。

亚裔的身体也是窥见身体铭刻的一个例证，如今打开instagram，我们很容易就能分辨出谁是亚裔。社交媒体上的亚裔女孩已经悄然形成了一套亚裔身体标准：具有光泽感的卷发，粗而上扬的眼线，浓密的睫毛，小麦色的肌肤，饱满的嘴唇、胸部与臀部，正是西方白人现今追求的身体标准。这套西方标准在东方身体上的殖民，构成一道独特的亚裔审美。

身体殖民还常常伴随着“健康、自信”的话语，即认为西方的身体体现了女性自我的价值，而东方性化的身体是需要摒弃的。台湾学者康庭瑜在关于性感自拍的访谈中，发现许多台湾女性倾向于认为西方的性感是解放的性感，是反抗的身体，与之相对的台湾大众的性感是男性认为的性感，是压迫的凝视，这其中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值得我们关注。

苗条暴政：从审美对象到道德建构

“苗条的暴政”是学者金•彻宁在研究饮食失调时提出的名词，很好地诠释了苗条是怎样作为一种霸权，加之在女性身体之上。简简单单的胖瘦判断背后，蕴藏了整个社会的审美霸权。我们都知道以杨玉环为代表的唐代美人以丰满为美，那是为什么“瘦”在当今的文化下成为了美的唯一标准？

许多研究显示“瘦”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成为女性的理想身材，大众媒体上的模特与女星，她们从发丝到指甲油都是一丝不苟，没有一丝皱纹的微笑与没有一丝赘肉的身材都宣告着她们与普通人的差距。美国国家妇女协会（NOW）频繁指出时尚界模特的身材与普通人之间的巨大差距，并且模特的身材也在逐年缩水。尽管随着反抗声音的高涨，时尚行业也在启用大码模特。但阿什利·米尔斯在《美丽的标价》中区分了商品目录模特与媒体模特，她指出大码模特只存在于商业领域，在高端时尚领域的媒体模特们依然是惊人的瘦。

直至今日，明星的体重在娱乐板块一直占有一席之地，身材走样的明星依然是群嘲的对象，从对《泰坦尼克号》中“胖凯特”压坏了木板的嘲弄，到对桥本环奈等身材微微走样的明星打出“肥婆”等词语，认为不再完美的她们不配做明星，以及沉迷于女星产后迅速甩肉的神话，我们的社会文化并没有更加包容，苗条的暴政依然如影随形。

我们尚且知道这是明星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但如今社交媒体的风行并没有中止对“完美身体”的追求，而是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拉入了“身材焦虑”。身体是女孩们自我展演的立足点，小红书上有无数的攻略告诉女孩们如何才能实现更好的自我，拥有完美的身材才能进行穿搭，才能在网红店拍出标准的网红照片，这些符合标准的照片又在流通过程中巩固了这一审美秩序。无尽的同辈压力之下，似乎不够完美就无法在社交媒体上立足。

同时，“身材焦虑”不仅仅来源于审美要求，也来源于“道德评判”。对“胖”的道德污名由来已久，许多人将“胖”等同于“懒惰”、“自控力差”。与之相对的是，鲍尔多在书中指出，女性大规模进入职场以来，良好的身体管理也象征着“自我控制、意志坚强、头脑冷静、情绪约束、掌控力”等本来属于男性气质的词语。身体、女性气质与道德要求交织在一起，使得苗条的暴政愈发难以抵挡。

情况在今日当然有所变化，但“道德评判”并没有就此消失。在新自由主义的当下，健身成为中产阶级的“新宗教”，跑步成为新中产的“圣经”。一方面“身体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资本，肌肉紧实的身材更多地展现了道德的优越感，也区隔了无法自我管理的人们。另一方面，身体又是新自由主义下最后一片可以自我控制的领土，“健康”的要求不断从结构下放到个人，造就了“我对我的健康完全负责”的局面。

而苗条的话术也越来越隐蔽，用福柯的话来讲，关于苗条的知识生产也活用了这种道德评判，很多时候甚至是以“女性主义”的话术作为包装的。在一些关于时尚与整容的的研究中，许多女性声称这是她们的“自主选择”，是个人自由的体现，学者们以此作为具身性的经验，作为主体性体现的证据来反对福柯的规训学说。但是表象的自由之下，我们真的有得选吗？自由选择又能掩盖整形手术给女性带来的肉身痛苦吗？事实上，很多广告正是挪用了这种“自由选择”的话术，新氧app的整形广告总是出现在各大字幕组翻译的剧中，蔡康永、冯唐这几位权威男性来告诉女性可以选择自己的美，这不正是男性凝视下的被动选择吗？

鲍尔多也在书的序言中表达了对女性主义话术的担忧，但作为女性主义者，她也承认很难在形象帝国中独善其身，女性主义者同样会害怕发胖、害怕皱纹、害怕衰老。但是就像这本书的标题所说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身体是沉重的，我们做出的选择也是沉重的。广告总是轻飘飘地告诉我们只要一针肉毒杆菌就能恢复胶原蛋白，却不会告诉我们背后的风险与副作用，以及肉身所要承受的痛苦。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在承载审美的霸权，承载道德的评判，因此，我们的身体无比沉重。

女性身体：夺权的战场还是符号的游乐场

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当中，女性身体是名副其实的“战场”。女权主义者宣称要从教会与国家手里夺回女性身体的控制权：堕胎权。女性的身体属于女性自己，这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在推进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困难，堕胎权在美国的争论直至今日都依然存在，成为划分左右阵营的标码，甚至特朗普上台后，反堕胎的法案在俄亥俄州还能推进。

这次运动中，女性也开始逐渐探索自己的身体、性与欲望，汇集成册的《Our bodies,ourselves》在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出版，四十年间已出到了第九版。她们对避孕药抗议，这种女性服用的药物却全部由男性来开发和听证，并对其中的副作用语焉不详。她们为针对女性身体的暴力命名，包括性骚扰和家庭暴力，并努力使之成为不合法的。

这场关于身体的战役远远没有结束，女性选不选择生孩子依然要服务于国家的人口政策；明明是男性结扎更加安全方便，却都是女性面临带环的风险。关于女性健康的法案依然由男性主导和制定。女性遭到性骚扰被认为是开不起玩笑和自身不检点，女性遭到家暴被认为是家务事。女性的身体依然是一个性化与客体化的对象，男性总是忍不住对女性身体进行指指点点，在饭桌上，在网络中，完了还要说一句你开不起玩笑。女性在日常中遭受的身体暴力，从结构性的到个人性的，不甚枚举。

那身体又是如何成为符号的游乐场呢？在对饮食失调的研究当中，鲍尔多发现女性主义研究中存在一个永恒的“母题”，即用病理来体现反抗的身体。患有“歇斯底里症”的疯女人的胡言乱语，被学者视为脱离父权逻格斯中心的母性语言；“旷野恐惧症”患者被视为向母职的彻底罢工；“饮食失调”的绝食被解读为女性身体的政治声明，这些都是存在于潜意识的反抗力量。但是鲍尔多指出，这种抗议的本质是它的悲剧性与自我挫败。我们可以谈论这种抗议，但不能忽略这些病理给患者带来的沉重痛苦，更无法忽略这些失语的妇女正是父权制的理想形态。

从对病理学抗议的质疑，鲍尔多进一步指出后现代停留在象征层面的反抗，更像是一场符号的游戏。学者们在理论层面找到的反抗潜能，掩盖了具身的肉身痛苦，身体的物质性层面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被完全消解，仅仅是一个文本，一个符号。

鲍尔多在书中与费斯克和巴特勒展开了对话。费斯克是一个典型的“平权主义者”，以他的观点来说，女性读者对小说文本进行的幻想也是平权的体现。鲍尔多认为这是将权力视为“一片没有起伏的平原”，忽略了权力之间的不对等，家庭主妇的幻想可以与父权制的结构性力量形成抗衡吗？答案是否定的。而巴特勒，完全摒弃了身体的物质性因素，将身体视为完全建构的文本，颠覆来自于身体内部，正如变装皇后的戏仿是对性别气质的颠覆。鲍尔多认为这种抽象的建构主义乍看上去振奋人心，但是这种抽象性在历史中、语境中、情境中，以及在社会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鲍尔多坚持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不同的观点，她认为差异的快感与权力是来之不易的，它不是随意发展起来的，而是不断地在主导形式的裂缝中求生存。正如她说的，在理论上超越二元论远比实践容易。要知道女性夺回身体的控制权还不到一百年，女性身体遭受的暴力仍然触目惊心，我们不能够简单地用浪漫化来赋予女性身体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