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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身体观——读《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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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2 19:20

第一章身体与政治

身体的研究在中国研究领域一直是缺少或不足的，但作者认为研究身体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中至少具有三个意义（P3）。首先，以身体的生成来观看历史的演变，可以让我们对许多已经发生的史实有一个不同的考察切入点，让原来的王朝、政治、经济、或社会阶级作为聚焦的分析，改为以身体作为考究的出发点。此外，还可以让我们对1980年代后的各种身体议论，特别是有关身体的类型学分析，以及那种以西方身体发展为参考对象所形成的身体理论，有一个反省检视的机会。这种透过历史时段的讨论，还可以对中国本身身体生成的特殊性有所照顾（P3）。作者特别强调，“身体生成”这个概念指的并不是一种身体的生物性诞生或创造，而是指的是一种在肉体既存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创造包括一个生物性的存有以及一个文化性的成分在内（P3、P4）。

作者将身体的生成放在中国近代史的时段内进行论述，讨论显露身体在中国的特定与局限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造就的“合法”危险。讨论的四个面向分别是身体的国家化和使命化展开，身体的法权化发展，身体的时间化走向，以及身体的空间化展演（P8）。这四个面向也是作者后面书的每个章节。

随后，作者从身体的社会学思索讲起，如古典三大家对于身体研究与不足，像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发展的探讨，对集体意识（集体欢腾）的讲究，和对“个体崇拜”（cult of individual）的看重等。这些都与古典哲学思想，特别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立场有着高度的继承关系。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将身体视为短暂、世俗、充满肉欲危险的生物机体，是一切私心的出发点，而心指的是一个职司精神活动的神圣灵魂，它主掌着一切概念的活动以及道德教化的发展，两者处于对立、矛盾、拉锯的状态（P10）。由此来看，身体是非理性的、危险的来源，必须要对其进行节制，这与中世纪宗教活动的禁欲里面也密不可分。这是1980年代之前的研究状态。除此之外，戈夫曼（Goffman）和埃利亚斯（Elias）等人曾以个体身体的社会展演，以及身体仪式的文明进展作为讨论（P9）。

到了1980年代之后，由于女性主义对父权制和身份建构的批判，以及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高涨和文化工业的极度发展，导致身体在社会学领域研究中愈发凸显其重要性（P11）。当然，福柯作品的问世，也提供了大量的启发与思考。

社会学家特纳（Bryan S. Turner）领衔进行的工作，使身体的类型学分析变成研究身体的主要展开形式。这具有建构论的典型色彩。特纳提出了一个以社会生存为考量，同时具有功能论味道的身体理论出来，这种理论将身体的讨论划分为人口和个别身体两个部分进行说明（P12-13）。在人口的层次上，每一个社会都会面对着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一个人口的延续与管制的挑战（P13）。在个别身体的层次上，社会必须要求每一个身体具有一个内在、自我克制的理性发展，使欲望不至于超越集体利益，可以在个我的情欲上发生规制。此外，Arthur W. Frank利用身体的可否自我控制，欲望的是否涉入等条件，将身体划分为规训性身体、支配性身体、镜像身体和沟通性身体（P14）。

除了建构论外，自然论者则比较从生物差异的角度来评述身体的发展，以1970年代兴起的社会生物学（socibiology）为主要角色的理论发展，对男女的社会分工与性别角色的期待有所论述（P16）。

除了建构论和自然论的论述外，隐含在理性化发展过程中的身体算计和规训也是我们在进行身体研究时，必须特别留意的部分（P17）。这个分别是由韦伯和福柯为集大成者。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时中提到的那样，新教徒对于自我身体的“禁欲”与节制，视劳动为天职，对身体进行工具性的计算，完成自我的救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论述的那样，弥散在全社会的权力无所不在的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社会性机构无不在驯服人们的身体，权力的散落性与韦伯论述的权力集中性形成对比。

反观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P19)。作者认为影响中国近代身体生成的一般性条件有三个：一个是客观的历史结构，一个是历史经验，最后一个是策略性的选择考量（P20）。客观历史结构是1840年代鸦片战争以来的各种战争与事件，历史经验是指与战败与事件相关的变革，如自强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事件后的新政。策略性的选择考量是指知识分子为之努力并加以实践的各种身体论述。

除了这些企图以运动的方式在论述和制度的层面上造成一种主动的身体变革外，法制的改革、钟点时间的使用和空间的更张变动等，也是造成近代中国身体产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来源（P25）。

诸多复杂的情况使得传统的身心二元论的方式，或任何“形-气-心”三元论的方式，来剖析近代中国的身体生成是不够的，需要更有具体化和解释性的概念体系进行分析。随后，作者进入本书剩下四个主要章节的论述。

第二章军国民、新民与公民的身体——身体的国家化生成

在论述身体在近代时期的演变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两个必须特别注意的历史形势（P38）。在讲到资本主义发展对近代中国身体观念的影响时，作者论述了韦伯对新教伦理的研究和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分析，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不是最主要的生产形式，但其对中国及国民的影响不可忽视。民族国家的兴起指的是由族到国、或由国到族的认同与主权构建过程，直接涉及到的是一种福柯而言的统制/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行使与运用（P41）。

清末如康有为、张之洞提出的女性解放天足思想，不仅是对女性解放的重视，而是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他们认为缠足会妨碍女性生产力的发挥，进而影响国力的增强（P49）。在这种情境里，揭示了父权制向国权的低头过程，在面临亡国灭种时，父权制的存续变得不足轻重（P50）。这种对身体的凝视与关注不只显露在民力、民智与民德方面，晚清政府还对人口数量高度关注，试图通过权力集中的行使来实现对人口数量等信息的掌握。具体而言，人口统计的努力清晰可见，统计局在1908年成立，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全国人口进行详细信息的普查，这种人口普查的实施过程彰显了福柯治理术的具体内涵（P52-55）。

清末民初还出现了一条鲜明的身体改造线路图，即从军国民至新民，再至公民。以军国民运动的开展而言，是由蔡锷在《新民丛报》署名发动的国民改造运动，不仅开启了一场为时将近二十年（1902-1919）的身体改造运动，同时也将“国家”这个概念塑造为身体忠诚的唯一对象（P56）。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希望透过军事化国民身体、精神与生活方式的形式，重振中国国力，避免亡国灭种（P57）。新文化运动也是要改造人的身体，但与军国民运动不同之处在于，新文化运动希望以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作为起始，来达到国家的最终独立解放；而军国民运动则是试图透过国家生存能力的集体优先培养，来达到个体能力的抒发与对立（P69）。

新民的论述起自1902至1903年，由梁启超主笔发动的议论，不但在义理的层面上给予军国民运动支持，同时也是身体与国家的关联密不可分（P70）。梁启超是站在国族竞存的立场上，所进行的一次理想国民的整体塑造（P71）。梁启超指出了传统经典四书中关于身体本身的忽视，传统的经典文书注重的是人的心性修养，强调的是人的德行品质（P71-72）。梁启超《新民说》的基础领域是开辟了国族的生死存亡（P72）。新民说的观点一方面包含着浓郁的制欲与生产力并重的趣向（P73），另一方面还企图将身体模塑成为一个身具生产力潜力的面向（P74）。这个奖身体塑造为一个谨守分际，同时又具有一定忠诚性和生产能力的量能来源，是梁启超书写新民说的主要目的（P75）。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新民说有其局限性，缺陷在于对个体身体的强调是放在国家生存的前提下来进行彰显的，强调身体是为国家忠诚服务的对象（P76）。与此同时，随着刑律与民律修订工作的开展，身体的掌控权由家族转移到国家手中。转变过程中，有着数以百计的法律条文，和绵密的论述过程，在规约和辅训这个转变的进行，使身体的存在和国家的存亡产生了一定的因果关联（P80）。

公民教育运动崛起于1923至1929年中的中国，是由基督教青年总干事余日章所发动，随后受到中华教育改进社、青年会全国协会、浙江省教育会和江苏省教育会等机构的持续推动，是一个企图将身体与国体再度紧密结合的运动（P82）。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有民国而无国民”。公民教育运动至少包括五个面向：具有爱国心、公民责任与公民人格、对国家组织与法律大意具有初步认识、对重要国事问题具有讨论能力、对国际关系与世界大势有所掌握等五个面向（P84）。

通过上述三种身体改造运动，我们能发现三条鲜明的线索，第一条线索则是，三种运动都不是出自国家的主动，即自上而下推动的；而是由知识分子群体及相关机构推动实施，即自下而上实行的。此时的国家是作为一种隐而不彰的形式运作着（P97-98）。另一条可见的线索是制度化或格式化的规训措施，在这一时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P98）。第三条线索是，过去那些用来规约个人身体的圣王之理，已经被一些世俗的生活规则和一些攸关群体生活的权利与义务观念所取代（P99）。这三者作用在学校场域中，体出现一种档案化的身体管理，身体成为了一个可凝视、分类、甚至自我检测的对象（P100-101）。这种可凝视与监控的发展，集中体现为“模范学生”的出现，学生的成绩被标准化、公式化计算、严格分类，进行一套细致的赏罚体系考核（P101-103）。

第三章礼法斗争下的中国身体——法权身体的诞生

作者讲到，就身体法权化的开展而言，身体并不只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除了肉体的具体存有外，身体的四周和内里还有许多社会性与文化性规约存在，约束着身体的动能与感应。这些我们称纪律、规范、法律或道德的东西，对身体的成为某种状态具有一定的指引和强化作用。福柯对于规训和惩罚体系的历史研究，已经清楚显示纪律性力量的发生对身体建构的重大影响（P113）。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所论及的是毛细血管式微观权力，被称为子法（infra-law）的细小一般生活要求，但对于法律观念冲突对身体的影响则没有详细论述。作者希望从宏观面向上提供一个观察身体的不同切面，走出传统“就法论法”的局面，以不同角度来讨论“法”的价值意义与究竟何在的问题（P114）。

从中国传统历史来看，以身体作为惩治对象的安排，说明身体在中国长期成为王权、父权、夫权，甚至家长权竞相争逐的场域的事实（P121-122）。但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支配身体的力量并不是处在一个同等的位阶上。它们之间经常存在着可能的此矛盾和冲突。如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在皇权至上、家法优先等习俗的笼罩下，这种经过礼教洗礼与过滤的身体法权，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伦常化的变身而已。这也就是说，在旧有的体制中，身体除了在处刑的短暂过程中是公开可见的之外，它基本上是隐藏在各种身份、名分和尊卑关系之中，成为一个存在但却没有独立位格的生物状态（P123）。这种状态一直在20世纪才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当然关于身体的出现，并非是为了讨论身体自身而作为考量的，而是为了讨论国家司法主权的问题（P124）。清末的修律，是为了争回国家司法主权而进行的修律动作，使中国人的身体自此步入上脱离父权、夫权与家长权的路径（P130）。这与清末签订不平等条约，导致清廷的司法主权受到严重挑战有密切关系。身体在此时发生质性变化，在法的层次上，它开始萌生一个独立于家族之外的法定地位，向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概念的“人”的方向前进（P134）。

在身体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著名的礼法之争，代表人物有旧派的张之洞与新派的沈家本。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主要用到的视角是家庭和阶级，这说明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伦理纲常作为法律设立与审判的标准的，但新法强调的是所有公民的平等性，两者之间的冲突性不言而喻。当然，对于旧派而言，维护的更多的是父权制和夫权制社会。新派还有一代表人物——杨度。他提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身体观，一个将身体由家族归属转移到国家归属的观点。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家庭主义的危害，即只对家庭与家族负责，而忽视国家的更大利益，只有孝子，而无忠臣（P145-146）。从这一点而言，杨度等人是将身体绕过家庭，而直接与国家联系了起来（P148）。因此，身体成为国富不可缺少的一环，而国富的概念也成为身体的意义和价值的判断所在（P149）。

作者认为，讨论身体在近代的发展，不能抛却思想、教育、历史局势，甚至是权力技艺等面向的发展。要了解身体在近代中国的戏剧性发展，除了要从法的角度来思辨这个发展外，也需要照顾到其他的发展面向，只有如此，国家化这个议题才能获得较为清晰的勾画与凸显（P151）。

身体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出现和巨大转变，还体现在民律的制定上。民律的制定主要是指《大清民律草案》和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以《大清民律草案》为例，虽然有诸多进步之处，如强调人的自由与权利外，但依然有旧桎梏的存在，依旧以家属主义作为亲属权利和义务的衡量标准（P160）。相较于《大清民律草案》的妥协性，国民政府颁布的民法明显倾向于人格主义作为立法的主轴（P161）。这体现了民国民法的进步性。这个依权利本位而制定的民法，不但使“人”作为一种权利与义务主体的地位自此在法律上获得确定，同时也使人的身体个体性能透过刑法在前，民法在后的交相呼应获得明确的肯定（P162）。

当然，这个攸关身体生成的巨大转变，在民国时期也造成未曾预计的困扰。最明显的是，它对乡民社会一以贯之的秩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造成一个礼治不行，法治未立的困窘状态（P172）。

第四章钟点时间与身体

近代中国人的身体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集中体现在社会各方面对于阳历和公元纪年方式的使用上。然而中国为何走上这条路，以钟点时间管理身体？过去的时间方式为何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个没有被研究清楚的问题，这也是作者想在本章集中解答的问题（P179）。本章要说明的是，一个因着分时概念和计时工具的改变，特别是因为“世界时间”的输入，而导致的一种严肃身体改变，且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物理性时间概念的改变，生物性时间和社会活动时间不在讨论之列（P181）。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很多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这种观点引致中国走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其实采用世界时间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举（P184、186、190）。与此同时，中国在军事、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方面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在学习世界时间、采用公元纪年的进程中，当然免不了旧有认识的阻碍，如康有为提出“孔子纪年”（P194）、刘师培提出的黄帝纪年（P195）。中国旧有的时间观念在西方时间概念的冲击下，溃守失势，而这种发展自然是和中国的国力不如人有着直接的关联。除了历法与纪年的更张外，钟点时间的广为官方和民间采用，也凸显出世界时间对中国的介入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势。而在这种转变的大潮中，处于钟点时间管理之下的个人的身体状态及变化，是作者着重关注的（P196-197）。

钟表将时间精确地区分与规划，这种特性与当时西方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有很大关系。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激烈，需要对时间进行严格规定，不断的在工人商品时间生产上做手脚，使之可以进行精确的计算（P198-200）。于近代中国也是如此，钟点时间的采用，与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P202）。近代中国工厂的出现一是与洋务运动有关，二是与实业救国有关。近代工厂的建立，中国的薪资工人正在经历一个依晨昏而作息，改为依钟点而作息的变化。工钱劳动成为必然趋势，钟点的掌握和计算开始有了意义和必要性（P207）。在这种密集、严格的时分制度下，身体的机械化作为变成一个难逃于脱的现实（P209）。工人在此时同样遭到了极大的剥削。但在“商战”和亡国的压力下，身体必须具有生产性，并归属于国家和调配与掌控，成为一种集体的默契（P213）。

除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外，作者还举了“教化性时间”为例进行说明身体的变化。以往旧有的书院和学塾，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统一化的学制，几个年纪的学生会在一起上课，所用教材也没有严格区分，对于教课的老师也没有明确的要求（P216）。清末和民国时期进行相关的改革，划分了年级，也规定了书目和老师（P220）。学生上课也严格按照钟点时间来（P222）。通过时间和教学标准的改革，教育权由塾师和家长手中转移到国家上来（P225）。近代以来，身体成为一个战场，一个容聚各方势力与权力竞逐的场所，而钟点时间的采纳和普及，使得国家能够透过时间的片段化，绵密地将身体置放在密集、有序的线性过程中来凝视和模塑（P226）。

第五章游移的身体与空间的身体建构

讲到空间的身体建构时，不得不说的是福柯的思想，他将空间作为一种权力规训技艺，给后人以很多启发（P233）。但作者认为，我们不能忽略身体的空间化发展，事实上还包括一个个体或集体如何以身体的实践来转换既有空间的问题（P235）。也就是说，作者认为福柯的身体观——身体是在空间下被权力规训的，将身体看作是一种被动的，而忽视了其主动性的一面。

作者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学生的运动举例说明。不同于康梁等人的“公车上书”运动，1910年代后半期的学生运动在身体的展演上，更显得激进和坦白。操控自己的身体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从而形成一个改造既有体制和空间的力量，在当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P244）。这个转折与中日关系有密切关联（P245）。1918年《中日两国防敌协约》所引起的学生运动，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生不再只以学校作为抗争的场所，而是以总统府这个具有高度权力象征意义的场所，作为集体诉愿的场地（P247）。从1918年的学生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学生一方面采取游行示威，另一方面采取当时流行的对抗方式——街头讲演，基本上都是以身体作为筹码所进行的一种抗议活动（P253）。不仅如此，这两种对抗方式还是一种空间的游移，也是身体的游移表演，引起了当局的强力干预（P254）。学生长期的以身体作为抗争的手段，以饥饿、静坐、跪哭、游行、讲演、血书和坐牢的方式，来表现己身的坚持，实现自己的反抗（P258）。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空间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物理方位，它可以通过人的行动而产生急剧的改变，甚至成为教化人心与培养意识的绝佳场所（P260）。

与此同时，是政府态度的强硬表态，为了维护治安，国民政府决定以监禁和审判的方式来对待游行和讲演的学生，甚至将大学当做监狱，以北京大学为例（P272）。“大学不能作为监狱”，这个在当时十分为学生所坚持的空间区别，事实上正是这种空间专门化发展的一个具体事例（P276）。

作者在本章最后部分总结道，身体是可以通过自身力量对外界强制力进行反制或改变的。以学生运动为例，它可以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以身体开创出一片有利于其理念宣传和实践的空间，让国民政府不得不妥协在这种压力的建构下。所以说，空间既可以像福柯所声言的那般，成为一个规训身体的机制和技艺，空间也可以像五四学生运动那样，成为主体意识展演的一个重要场域（P280）。

第六章身体的去从

在当代，摆脱身体上的束缚很难，附着在人身体上的是权力、是金钱、是国族、是种族。这种为了国家，以及经由国家，而形成的身体认知方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世事的变动而衰减。相反地，它正以强势的态度主导着当代大陆与台湾的身体发展形式（P290-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