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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黛小姐
引言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开放宽松的文化环境使人们的价值观趋于多元化,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由此,90年代文学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尤其是女性文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靓丽的风景。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西方的“身体写作”及其他理论传入到中国,在中国独特的土壤下,“身体写作”在90年代大放异彩,成为了当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现象。
一、身体写作的概念
“身体写作”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最早提出的。她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写道:
“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从身体出发,通过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用肉体讲真话。”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指向的是一种解构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使女性身体获得在文化上的言说权利,所以她的“身体写作”指向女性身体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权利意向。
“身体写作”最初在西方是一种解构男权中心,解放女性自身的权利的手段,带有丰富的女性权利的内涵。90年代传到中国之后在陈染、林白笔下,“身体写作”是抒发自己的女性生命体验和生命欲望,颠覆男权中心,凸显自己在社会体系中的角色的一种写作策略。在21世纪“身体写作”逐渐成为了欲望的代名词,开始走向消解。
笔者认为陈染、林白的“身体写作”是用身体语言来描述身体对象的一种建立在身体之上的女性独特的书写方式,企图通过身体来建立一套属于女性自己的书写规范体系,以此来完成对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体认。它重在强调女性作为一个完整的主体而存在,正视女性作为一个完整主体而具有的神性、人性和兽性,是一种消解宏大叙事和革命叙事的元叙事。
二、”身体写作“在陈染、林白小说中的体现
“身体写作”作为女性作家反抗和颠覆男权中心的一种写作策略,在陈染、林白的文本中体现在多个方面。下面我们主要从父亲的离场、镜像自恋和逆向反抗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父亲的离场
在陈染、林白的作品中,父亲都是处于一种被离场被弱化被丑化的状态。
陈染在《私人生活》中更是这样写道父亲:
“父亲是指望不上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他是一个傲慢且专横的不很得志的官员。多年来他一直受着抑制和排挤,这更加加剧了他的狂妄、烦躁与神经质。”
在陈染的笔下,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无能自私而又脾气暴躁的猥琐形象。但陈染又清楚地认识到,
“父亲的粗暴、专制与绝对的权势,正是母亲、奶奶和幼年的我,自动赋予他的,我们用软弱与服从恭手给予了他压制我们的力量,我们越是对他容忍、服从,他对我们就越是粗暴专横。”
这不仅道出了父亲暴力的原因是女人的服从,同时也更深层次地指出只有女人(妻子和女儿)不再服从,才能“让他走”。于是父母离婚,父亲从家中离开,至此倪拗拗才“真正像个成年女人一样站立了起来”,拥有了自己的私人生活。
而林白在处理父亲这一形象时采取了更为决绝的方式。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父亲在多米三岁的时候暴病身亡,于是多米便拥有了一个自由的生长环境,在这个没有父权压制的自由环境里一个人生活。
不言而喻,陈染、林白对父亲形象的这种描述和塑造,带有一种弑父情结,正是这种弑父情结才凸显了女人为了夺回自己身体的权利而采取的一种畸形但又彻底决绝的方式。不难看出,父亲的离场是女性作家“身体写作”的重要策略,是女性为了颠覆父权中心而采取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父亲的离场也为女性抒发自己的感受提供了前提和制度性的保障。
上图为陈染
(二)镜像自恋
法国的精神分析家拉康在1936提出了“镜像理论”之说,他认为意识的确立发生在婴儿的前语言期的一个瞬间,此即为“镜像阶段”。在“镜像阶段”中儿童的自我意识开始完整,开始认识自我,并把镜像内化为自我。中国的女性作家从“镜像理论”中得到启示,认为镜子是确立自我的一种工具。镜中之象是我,镜外之人也是我,如此,女人不再是男人眼中的女人,而是女人自己眼中的女人。
在陈染、林白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次镜子的场景。
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喜欢镜子,喜欢看隐秘的地方”,“想象与真实,就像镜子与多米,她站在中间,看到两个自己。真实的自己,镜中的自己。”
多米从童年镜子中的映像开始,不断追寻着种种不同的映像并改变着对自我的认识,镜子中的映像见证了多米的成长和生命历程,她所遭受的所有被男性伤害的历史,都幻化成女性生存本相的镜像,诉说着女性的自恋、自私、自尊、自闭。在经历了男人和社会的拒绝后,多米在镜子中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陈染在《私人生活》中也是多次写到镜子。小说里的倪拗拗最喜欢看镜子里的自己的身体,在镜子中的自我审视,使得倪拗拗看到了世界的荒芜和内心的孤独,她用一个女人的眼光去审视一个女人,倾听一个女人身体的声音和生命的欲望。
多米和倪拗拗在镜子中确认了自己的存在,寻求着自我认证。只有离开了男人的眼光和世界,身体也才能属于自己,女人才能真正地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上图为林白
(三)逆向反抗
在陈染和林白的小说中,总有一种情感胜过男女之情,那就是女性对同性的信赖和依靠。这种同性之间的情愫被看做是排斥男性世界的壁垒,是对男权中心的逆向反抗,是女性坚持自我,确认自我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状态。
在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倪拗拗和禾寡妇就体现了一种超乎爱情的女性之间的私密情感。在与女性的接触过程中,另一位女性往往扮演倾诉者和依赖者的形象,就如同倪拗拗和禾寡妇。倪拗拗与母亲的关系是相爱相杀的,但不是贴心贴肺的。因此,在与禾寡妇的接触中,倪拗拗“感觉到她的内心正在被委屈与感动、悲戚与希望这些混杂的情感所纠缠。”倪拗拗和禾寡妇在彼此的依附中消解着这个社会以及群体对个人的一种伤害。
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同样描写了这样一位女性,在多米的内心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在多米与南丹的接触中,多米明显地找到了作为女人的自我感觉,开始在同性的眼光中认识自己,摆脱男性评价,感觉自己的真实存在。
从陈染、林白的逆向反抗中,我们看到,同性的存在是对男性之爱缺失的一种弥补,同时它也是女性情欲的自我实现。女性之间的这种特殊的情感方式和欲望表达方式,构成了对男权文化的有力反抗。
三、”身体写作“的意义
(一)文化意义
陈染、林白的“身体写作”是女性用自己的眼光来认识自己的身体,通过“身体”这一独特的女性自己语言诉说女性的原始的生命力、冲动和感官感受以及女性的内心,它是对女性生命的一种自我言说。通过“身体写作”女性得以自我表达,从而改变了历史文化中女性被男性书写的一种命运。无论是倪拗拗孤独地以社会个人主义叛逆者的形象存在,还是多米以一个逃离者的身份存在,它都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来爆发出女性内心对于自我,对于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和认知是女性建立在自己身体基础之上的,是完全的以女性的口吻和心理来体察当今社会的。身体是女性生存和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无疑对男权文化是一种颠覆和否定。
可见“身体写作”的文化意义既体现在对男权文化的解构颠覆和批判上,更体现在对女性自我意识自我人格自我价值的建构上,“身体写作”使得女性开始了建构自我的世界。
(二)文学意义
“身体写作”在女性主义文学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以其独特的题材、书写方式等对传统文学进行了全面的突破和创新,为中国的文学史和女性文学史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从题材的角度来说,“身体写作”对中国文学史上的性别题材进行了大胆而深入的挖掘和开拓。
其次,从写作方式上来说,“身体写作”是一种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是一种与主流文化和文学传统相悖,侧重于描写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内心感受和情感欲望的边缘写作策略。
相对于宏大叙事而言,个人化写作更能体现个人的自我价值、自我意识。女性主义作家的个人化写作更是体现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而独特的个体对社会和世界的一种自我认识,它体现的是女性自我世界的展示和自我意识的完整建构。真实地体现了女性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状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美学意义
笔者认为“身体写作”的美学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内容的审美和形式的审美。所谓的内容审美就是“身体写作”所描绘的身体以及由身体而产生的感受是具有审美价值的;所谓的形式审美就是“身体写作”采用的是一种诗意化写作方式,即在语言和情感等方面具有诗意氛围和优美意境,从而具有一种审美效应。
尤其是诗性写作的美学意义尤为重要,对于女性文学乃至中国文学而言都是一种进步,它体现了作家语言技巧的成熟,更体现了人们审美的高度。在强势的男权文化之中,这些充满了诗意的诗性写作无疑成为了女性作家一种明显而重要的风格特色,具有一种明显的女性写作立场,它以女性的表达方式,建构着女性独特的话语系统和文学逻辑,以此来与男权叙事和主流文学拉开距离,规避男权叙事和主流文学的覆盖和浸染,保持了女性文学的独立性。
四、”身体写作“的局限
我们常说,长处即为短处,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在陈染、林白的写作中体现的也尤为明显。
(一)男性的缺失
男性的缺失在陈染、林白的作品中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正常的健康的男性形象的缺失;其二是男性视角的缺失。
在她们的小说中,即便是存在男性,也是一种扮演一种被丑化的形象存在。因为,男性在她们的小说中是施暴者,是她们想要逃离的对象,但是对男性形象的丑化折射了女性在男人面前在男权面前的一种逃避和无能无力。在男权中心面前,女性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或者说还没有一种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与男权中心抗衡,而只能采用这样丑化男性形象的方式来凸显女性对男性的一种控诉。
由于缺少男性视角的参与,女性的这些自我体验描写就成为了一种自说自话,缺乏力度。她们在外界无法获得自我完善,于是采取一种以单纯的身体体验寻求自我的道路,这样的身体无疑是单调的,缺乏了与社会的沟通相溶。所以说在缺乏男性视角参与下的女性自我体验具有狭隘性的弊端,这体现了对于颠覆男权中心的肤浅性和女性自我建构的有限性。
(二)自闭的怪圈
无论是陈染还是林白,她们都是在自闭的怪圈中,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这就使得她们的作品缺乏现实力度,使得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缺乏一个现实的依托,她们较少地借助社会生活的广泛内容,而是以自我经验为主,最后导致了她们的写作出现一种自我复制,思想上难有突破,丧失了冲击力。这些自闭的怪圈不仅埋没了多米和倪拗拗的出路,同时也使得林白、陈染的“身体写作”成为一种单调的呼喊,对男权中心的反抗显得苍白无力。
(三)对男性的隐性回归
在《私人生活》中倪拗拗仇视自己的父亲,使她具有一种弑父情结。但是自幼父爱的缺失又使得倪拗拗内心缺乏安全感,极度地想要寻找父爱。这种恋父情结使得女性在自我认识自我审视上受到了无形的遮蔽和约束,难以完成彻底的自我建构。
在这种对男权的隐性回归中,女性丧失了自己独立的语言,反而成为了维护男权中心者,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这对于“身体写作”可谓是致命的困境,将女性苦心经营的“身体写作”拉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世界依然是男人的世界,女性依然是依附男人而存在,“身体写作”被宣告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结语
女性主义作家将“身体写作”作为了解构男权中心,建立女性自我意识,书写女性话语的重要写作策略。给男权中心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使女性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建立了自己的话语和书写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身体写作”是带有革命性的写作策略。但是在革命性的写作策略背后,我们也应该很清楚地看到“身体写作”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困境,并最终以悲剧收场。由此可见,反抗男权中心,建构自我意识,是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我相信在以后,女性一定会觉醒,摆脱男性窠臼,建立自己的话语和观念,真正地达到双性和谐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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