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资讯 > 健康传播研究迈上新阶段

健康传播研究迈上新阶段

泰然健康网
2024-12-18 00:46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孙美娟）7月7-12日，第七届“医学、人本与媒介”健康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国内外三十余所高校的百余位学者围绕“以增强韧性为目标的健康传播”主题提出，要将全球健康传播的理论和实践有效地本土化，以更好地服务中国公众健康需求。

　　健康传播学呈现融合发展新趋势

　　近年来，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政策背景下以及在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现实挑战下，我国健康传播学研究快速发展，并逐渐呈现出跨学科融合发展、传播渠道多样化等特点。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静表示，随着大健康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人们从关注治疗转向关注预防，并从关注预防进一步扩大到关注个人健康的生命体验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福祉。这使得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越来越丰富，参与的研究者越来越多，研究理论和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学科发展渐成繁荣景象。此外，我国的健康传播学研究在保持对传播媒介和传播策略关注的同时，更加深入到对媒介环境和全媒体传播策略关注；对媒介使用者的研究也从对行为的观察深入到对认知情绪等态度形成与转变的技术测量，这些都将有助于传播效果的提升。

　　当前，我国健康传播学研究呈现出研究主题更加贴近社会现实以及应用导向更加明显的特点。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主任黄懿慧表示，近年来，健康传播学研究开始关注新发传染病、慢性病、心理健康等公共卫生热点问题，并探讨相关的健康传播策略，体现了这一学科研究与现实需求的紧密结合。例如，健康传播研究学者聚焦如何设计有效的信息以及通过有效的健康传播手段，控制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蔓延，提高公众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预防意识，提升大众的心理健康状态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学研究越来越注重成果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不仅为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为医疗机构、企业等单位的健康教育实践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跨学科融合发展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当下中国健康传播领域展现出的两个主要特点。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青年学者蒋少海分析到，一方面，健康传播越来越多地与公共卫生、公共政策、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这种跨学科融合使得健康传播研究能够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和解决健康问题，推动了理论创新和实践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为健康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和方法。我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移动应用和电子健康平台等工具，开展健康信息传播和干预，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升和健康行为的改变。

　　纵观全球健康传播学的演进，广州理工学院青年学者梁青艳等以美国综合性在线文献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运用“VOSviewer”和“Citepace”软件对1988-2022年以来健康传播学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发现，全球健康传播学研究总体呈上升态势，但研究理论基础相对薄弱。梁青艳表示，全球健康传播学整体形成了以北美、欧洲、大洋洲三大研究“重镇”为代表的学术演进板块，而在非洲、亚洲部分国家出现了“缺位”情况。此外，起初将健康视为“产品”导向的健康传播学正逐渐向国家、全球这一维度递进扩容。

　　为健康传播学学科建设注入新动力

　　当前，我国健康传播学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全媒体语境下，健康传播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等都越来越丰富多样。但是，全媒体时代也对健康传播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深入对接“健康中国战略”，充分满足人民需求，不断创新传播形式，推动我国健康传播学研究迈上新台阶。加拿大皇家大学传播与文化系主任李臻怡提出，未来，中国健康传播学者要关注平台媒体以及人们交往和信息互换的平台化，这样可以进一步丰富健康传播学的研究内容。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芮牮建议，全媒体时代的健康传播需要更加关注人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例如，相较于传统的健康传播，当前的健康传播更依靠视觉符号，抖音上的短视频、B站上的中长视频、公众号推文里的漫画等，这些都比文字更容易吸引公众的注意，也承载了更多的健康传播的功能。而这也促使健康传播学的相关研究者除了关注内容生产，还要研究媒介形式和技术如何影响公众的注意力、认知水平和健康观念，以及如何辅助人们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全媒体时代要做好我国健康传播学学科建设必须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黄懿慧提出，全媒体时代要采用互联网、移动端等平台进行健康知识的传播和健康教育。这不仅能更好地触达目标受众，也能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提高传播效果。与此同时，要注重健康内容的创新和丰富性。单一的健康知识传播已经不足以满足全媒体时代多样化的需求，需要打造内容吸引力强、形式多样化的健康传播产品，如健康微视频、互动式健康游戏等。

　　“虽然新媒体技术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快速的信息传播速度以及高用户参与度，为健康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全新的途径和可能性，但是我们要批判性地看待新兴科技在健康传播中的应用，全面客观地分析其长远影响。此外，我们要利用创新科技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优化医疗资源分配、促进健康管理的普及，从而更好地了解和服务‘边缘群体’的健康需求。”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周硕强调。

　　面对错综复杂的媒体环境，健康传播学学科建设应顺应时代的要求，系统性地梳理新的健康和传播现象，在健康传播学领域内建立有共识的知识构架。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蒋莉认为，健康传播学学科建设应该跳出对健康信息设计与评估的固有模式，与医学、公共卫生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紧密合作，从更宏观的视角推进健康传播学的科研与教学。蒋少海认为，未来我国健康传播学的课程设置应加强与相关学科的整合，通过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提升健康传播在解决复杂健康问题的能力。同时，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新媒体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实现健康信息的精准传播和个性化干预。此外，要突出中国文化和社会背景对健康传播的影响，重视社会文化因素，设计并应用符合本土实际和文化认知的健康传播策略。

　　会议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