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
2018年，美国心理学会出台了《对男性心理实践的指导意见》，我们在此全文翻译，以帮助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借鉴。翻译者，均为方刚博士培训的赋权型性教育讲师或亲密关系咨询师。感谢留学美国的宋歌博士提供了英文原件。
美国心理学会对男性心理实践之指导意见
出品/APA（美国心理学会）
翻译/刘宇琪，吴庆，王丹，项智慧，周阳，孙玮鸿，刘芳明，林烜昀，张煜宵，张薇
校对/刘宇琪
引言
刘宇琪/译
男人与男孩因种族、民族、文化、迁移状况、年龄、社会经济地位、能力、性取向、性别认同、宗教信仰而多种多样。每一种身份既各自独立又交汇贯通地塑造了男性气质的经验与表达，男性气质反过来又带来积极或消极的人际关系、心理、行为上的后果(e.g., Arellano-Morales, Liang, Ruiz, & Rios-Oropeza, 2015;Kiselica, Benton-Wright, & Englar-Carlson, 2016).。尽管作为一个群体，男性持有性别特权，他们却在受严厉处罚（如停职、革职）、学术挑战（如中学辍学，尤其是非裔、拉丁裔）、精神健康（如自杀）、身体健康（如心血管疾病）、公共健康（如暴力、药物滥用、监禁、早逝）以及其他各种生命质量问题（如人际关系、家庭幸福，更多请参阅Levant & Richmond, 2007; Moore & Stuart, 2005; O’Neil, 2015）方面承受比女性更多的压力。另外，许多男人在需要时不寻求帮助，在接受性别敏感心理治疗时存在特有的障碍（Mahalik, Good, Tager, Levant, & Mackowiak, 2012）。
男性心理辅导指导意见的发明将会突破上述不平衡的壁垒。美国心理学会（APA，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已制作针对多种特定人群的工作方针，如同双性恋（2012）、少数民族与种族（2017a）、老年人（2014）、跨性别与性别不明者（2015a）、女性（2007）。APA亦制作了关于医保分配系统（2013a）、法医心理学（2013b）、儿少保护之心理评估（2013c）的指导意见。它们将有助于：a) 改善心理服务之分配状况；b) 刺激公共政策新措施；c) 提供专业前沿指导。此文将探讨针对男性的心理指导。
目的与范围
专业指导意见是为心理学家量身定做的行动指导(APA, 2015b)。该意见不具有强制性，無强制机构来实行，因此也更具启发性，谋求心理学实践向更高水平持续系统化发展(APA, 2015b)。该意见可能会被联邦法或州法所取代。APA明确了临床疗法和专业心理疗法的区别：前者会有强制性的医疗介入，后者“引导心理学家关注特定角色身份并提供学术文献…代表反映了学界共识”(p. 823)。如APA所述(2015b)，该意见“未必适用于各专业或临床领域”(p. 824)。所以该意见应由各专家酌情自行决定其应用。根据APA的惯例(2015b)，该意见将载于学术期刊，且考虑到研究进展、实践效果以及社会外力影响，从APA代表委员会接纳之年起至少每八到十年更新一次。因此读者須随时检视其使用以免其过时淘汰。
该文件旨在为美国各背景出身的男性提供性别与文化敏感心理辅导，帮助心理工作者提升针对男性的心理辅导意识、知识和技能，使客户、学生、受督导者、研究参与者、受咨询者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受益匪浅。尽管该意见重点强调心理治疗上的实践，其亦可在诸如护理、社工、咨询、就学指导、精神病学等专业人士之助力下用于诸如个人、伴侣及家庭咨询、团体咨询、心理教育、商讨咨询、危机预防、教学、职业规划等领域。该文件并不揭示具体实践的全部内容，而是基于经验和概念给出一些男性咨询案例。我们欢迎社会福利机构、代理机构、部门和/或个人基于自身背景环境及活动状况参与讨论。
定义
Gender（社会性别）
与强调生物特征的生理性别（sex）相对，社会性别强调性别的心理、社会、文化特征。它包括关于行为、认知、情感的假设、社会信念、范式及刻板印象(Pleck, 1981, 1995)。性别范式与刻板印象还和其他身份维度，如民族、性取向(McDermott et al., 2017)、能力(Griffith & Thorpe, 2016)、社经阶层(Liu, 2017; Liu, Colbow, & Rice, 2016)和种族(Hammond, Fleming, & Villa-Torres,2016; McDermott et al., 2017)，相互交织。尽管gender和sex 的概念有所重叠与流动(Marecek, 2002)，本文件主要指男性之社会经验期待和结果。
CISGENDER（顺性别）
性别认同符合生理性别者(Green, 2006; Serano, 2006)。本文件突出顺、跨与不明三者因社会角色期待(Butler, 1990)导致的不同生活经验。
GENDERBIAS（性别偏见）
由对男女不同的角色、能力、性格的曲解而生的刻板印象与先入观导致的信念与态度。心理学家有道德义务去理解并面对这些偏见(APA, 2010)。
GENDERROLE STRAIN（性别角色压力）
性别角色期待对自我或他人产生的消极影响(详参Pleck, 1981, 1995)，包含生理、心理两方面(O’Neil, 2008, 2013; Pleck, 1995)。男性会在以下情况感知到性别角色压力(Pleck, 1995)：
a)偏离、违反男性气质范式；
b)试图满足或未能满足男性气质范式；
c)经历理想的和现实的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自我定义的差异；
d)贬低、限制或违背自我；
e)被他人贬低、约束或侵犯；
f)基于性别刻板印象去贬低、约束或侵犯他人。
MASCULINITYIDEOLOGY（男性气质意识形态）
对于男性的描述性、规范性和禁止性的认知(Levant & Richmond, 2007; Pleck, Sonenstein, & Ku, 1994)。尽管形式各异，但都包含反女性气质、追逐成就、冒险、风险、暴力，以及不甘示弱。这些加在一起被称作传统男性气质(Levant & Richmond, 2007)。在多元论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下这一术语被频繁使用(Wong & Wester, 2016)。
GENDERROLE CONFLICT（GRC,性别角色冲突）
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源于刻板僵化、性别主义的性别角色的对自我或他人的约束、贬低或侵犯(O’Neil, 1990, p. 25)。GRC系性别角色压力方面最被广泛研究的课题。研究表明男性的性别角色衝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领域（详参O’Neil, 2008, 2013, 2015）：
·对个人成就、权力地位的过分强调；
·对不适感和脆弱情感的受限表达；
·受限的同性间关怀与亲昵抚摸；
·无法平衡的家庭—工作关系带来的苦痛。
OPPRESSION（压迫）
对于被看作低人一等的社会成员的歧视和/或他们获取资源的系统性否定。压迫最常由社会边缘群体体验到，显示为公然或隐晦的歧视如种族主义、年龄歧视、性别主义、阶级歧视及异性恋主义，导致获权受限(Robinson, 2012; Worell & Remer, 2003)。
PRIVILEGE（特权）
借助文化赋予的优势社会地位不劳而获的地位、权力与制度化优势，如白种、基督徒、男性、中产/上层阶级（McIntosh, 2008）。
PSYCHOLOGICALPRACTICE（心理学实践）
心理学诸应用领域：临床、咨询及校内实践；督导与培训；顾问；教学与教学法；研究；学术写作；行政管理；领导力；社会政策(APA, 2010)。
GENDER-SENSITIVE（性别敏感的）
基于现有文献使心理治疗、预防措施或其他干预形式被调整、操作为适于、效于男性的。
对男性专业指导的需求
以往的心理学研究与实践把男人当作“人”而不是“男性的人”(O’Neil & Renzulli, 2013; Smiler, 2004)。过去三十年研究者和理论家格外关注生态学与社会学因素对男性心理之影响，最终此种方法被称为“新的男性心理学”New Psychology of Men (Levant & Pollack, 1995)。譬如，迎合传统男性气质意识形态的社会化过程会限制男性的心理发展和行为，导致性别角色压力和性别角色衝突(Pleck, 1981, 1995; O’Neil, 2008; O’Neil & Renzulli, 2013)、消极的心理影响(e.g., O’Neil, 2008, 2013, 2015)和生理影响(Courtenay, 2011; Gough &Robertson, 2017)。在很多心理与社会问题上男性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例如，男孩在学校里反而更多地出现学困（如较低考试成绩）和行为问题（如欺凌、停学、侵犯）（Biederman et al., 2005;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5）。同理，成年男人比女性更容易进监狱、实施暴力犯罪（如谋杀、严重人身侵犯）以及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2015）。
尽管事态如此，许多男性拒绝接受帮助(Addis & Mahalik, 2003; Hammer, Vogel, &Heimerdinger-Edwards, 2013; Knopf, Park, & Maulye, 2008)。研究表明男孩在早龄开始的社会化过程中被培养成自立自强、使问题最小化的气质(Pollack,1995)，由此被塑造为不愿接受心理帮助的成年男人(Addis & Mahalik, 2003; Wong, Ho, Wang, & Miller, 2017)。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许多男性在治疗过程中正在经受会深刻影响诊断和治疗(Cochran& Rabinowitz, 2000)的性别偏见(Mahalik et al., 2012)。例如，部分由于不符合关于情感的男性传统性别范式(详参Addis, 2008)，一些研究并不把男性的某些问题诊断为诸如抑郁之类的内在精神障碍，尽管男性自杀几率四倍于女性(DeLeo et al., 2013)。由于男性被倾向于认为会将情感苦痛外显化，故而更可能被诊断为行为障碍、药物滥用障碍之类的外在精神障碍(Cochran & Rabinowitz, 2000)。治疗师的关于男性外显行为的刻板印象也能夠解释为何男孩比女孩更易被诊断为注意力缺乏多动症（ADHD）(Bruchmüller, Margaf, & Schneider, 2012)。其他调查研究也表明成年男性在心理治疗(Mahalik et al., 2012)和家暴庇护(Douglas & Hines, 2011)方面遭受系统性偏见。其他社会因素如羞耻感也阻碍了男性寻求心理帮助和接受后续心理服务(Hammeret al., 2013; Mackenzie, Gekoski, & Knox, 2006; Mahalik et al., 2012)。
除了对精神健康的特别关注和寻求帮助之外，生物学、社会和经济因素的结合也将造福于男性。在美国和在各年龄段的首要死因中，男性之死亡率均高于女性(Courtenay, 2011; Gough & Robertson, 2017)。例如，尽管各族群中男性都比女性更具社经优势，年龄分层的死亡率统计仍显示男性至少高于女性40% (Hoyart & Xu, 2012)。承担风险方面的性别差异是死亡率差异的主因，而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社会身份如种族、民族、性取向、阶级等所加剧(Courtenay, 2011)。
总之，当代研究表明对男性的身心关怀涉及经济、生物学、发展、心理学和社会文化等复杂多样的因素。这些因素与男性的多重身份相互交织(Gallardo & McNeill, 2009; Liang, Salcedo, & Miller, 2011;Schwing, Wong, & Fann, 2013; Shields, 2008)，更寓示着对男性气质的理解能力之重要。然而在本科及研究生课程，甚至跨文化咨询课程(详参Liu, 2005)中都对男性心理学鲜有提及(O’Neil & Renzulli, 2013)。研究进一步表明，关于男性角色之社会化的丰裕知识对于男孩(Bruchmüller et al., 2012)和男人(Mahalik et al., 2012)的心理学实践具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存在充足证据支持本指导意见之论述。以下各节为具体指导意见及其依据。
指导意见一
吴庆/译
心理学家努力认识到，男性气质是建立在社会、文化和环境规范的基础上的。
理论基础
临床上一个人对于男性（男孩和男人）的成见和偏见的认知是多元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Liu，2005；Mahalik等人，2012）。了解男性气质的社会建构本质以及它如何影响男孩和男人，以及心理学家，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能力（Levant&Silverstein，2005；Liu，2005；Mellinger&Liu，2006；Sue&Sue，2012）。通常使用“男性气质”一词而不是“阳刚之气”来承认与多重身份交叉（例如，农村、工作阶级、成人、白人男性气质可能与城市、青少年、美籍墨西哥人的男性气质不同；Kimmel&MeSSNER，2012）。某些形式的男性气质更具社会中心性，与权威、社会权力和影响力相关（Connell&Messerschmidt，2005年）。在西方文化中，男性气质的主导典范已经从上层贵族形象转变为更加粗犷和自给自足的典范（Kimmel，2012年）。因此，传统的男性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为男性主义的主导（被称为“霸权”）形式，它强烈地影响着文化成员所认可的标准规范。
针对与主导的男性阳刚之气典范相一致或相反的行为的处方和禁令不是线性的、统一的或无抵抗的（Pleck，1995）。许多男人通过朋友（例如模仿行为和兴趣）、家人（例如模仿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行为）、同龄人（例如，为了避免被排斥而形成群体社会规范）和社会（例如，遵循媒体对性别一致性的描述）来接受传统的男性化理想、行为举止和态度。然而，对于一些男人来说，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气质意识形态有着内在的冲突。例如，历史上主导的男性气质是建立在排除非白人、非异性恋、非顺性别、非身体健全的和无特权的男性的基础上的（刘，2005年）。此外，对于大多数男性来说，理想的、主导的男性气质通常是无法维持的（Pleck，1995年）。如果男性在多样化维度上（如种族、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背离了这种狭隘的男性气质概念，那么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会在接受这种排斥他们的主流男性气质典范和被定型或边缘化中徘徊（Liang、Rivera、Nathwani、Dang和Douroux，2010；Liang等人，2011；Schwing等人，2013年）。
当试图理解男性气质在不同男孩和男性生活中的复杂角色时，必须承认性别是一个非二元结构，与性取向不同，尽管与性取向相关（APA，2015a）。非规范性假设常常错误地将男性的性和男性身份混为一谈（Shields，2008年），也忽略了那些认为自己是性少数、变性或性别不一致者的性吸引力和性别角色依从性（APA，2015a；Nagoshi，Brzuzy和Terrell，2012年）。浪漫或性吸引力的表达可能会使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性别不一致的人产生与性别角色相关的冲突，部分原因是违反了异性规范的性别角色典范（Schwartzberg和Rosenberg，1998年），并可能使性与性别少数的男性与完整的男性身份疏远（Wester&Vogel，2012年）。这可能会将一些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性别不一致的个体从固有的男性身份感中排斥出来（APA，2015年），导致在他们在接受主导性男性角气质以减少少数群体压力的感觉方面感到压力（Green，2005年；Skidmore，Linsenmeier和Baley，2006年）。此外，一些性别和性别少数的个体不希望标签化他们的性别身份，也不认为男性化行为是男性性别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Bockting、Benner和Coleman，2009年）。对于这些个体来说，男性气质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属于某个范围，并且在不同个体之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一个人的身份发展过程中有所不同，或者取决于外部环境（Diamond&Butterworth，2008年；Nagoshi&Brzuzy，2010年；Vegter，2013年）。
尽管要求男性支持、遵守和表现主导型男性气质的社会与文化压力不容小觑，但男性仍然具有力量并可以从主导的典范中分离出来（Iwamoto和Liu，2009年）。不满足主流期望的男性通常会创建自己的群体，在群体内他们制定文化标准、规范和价值观，这些标准、规范和价值观可能会偏离主流男性气质。例如，在种族和族裔、青年或同性恋群体中，男孩和男人可能会在行动和态度上形成抵抗，挑战对主流男性气质的期望，例如非洲裔美国人的“酷姿态”（Majors&Billson，1993）或非洲裔美国成年男性中的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例如，努力工作）行为识别契约（Matthews、Hammond、Nuru Jeter、Cole Lewis和Melvin，2013年）。虽然这种适应挑战霸权的男性气质，他们往往有着自身的重大问题。例如，尽管有证据表明非裔美国人遵从约翰·亨利主义努力工作等（Matthews等人，2013年），但这些行为的长期影响可能对其健康和福祉有害（McEwen，2004年）。此外，尽管少数民族的男孩和男子从事积极的行为，但他们被固化印象以及被教育者，执法人员和心理健康专业人标签为侵略性的或超男性气质。例如，Goff、Jackson、Di Leone、Culotta和Ditomasso（2014年）证明了非洲裔美国男孩更容易被视为年龄大、不那么清白、对自己的行为有责任，以及更容易成为警察暴力的目标。因此，尽管大多数男性都面临着遵从霸权男性主义的压力，但有些男性，尤其是边缘化群体的男性，可能是性别、种族和异性恋成见的目标（Vaughns&Spielberg，2014年）。
应用
鼓励心理学家扩大对多样化男性气质的认识，帮助男性（男孩和男人），以及与他们有接触的人（例如，父母、教师、教练员、宗教领袖和其他社区人士），认识到男性气质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是如何定义的。心理学家们希望帮助男孩和男人在他们的一生中找到约束性的支配气质的定义，并建立他们自己对于“成为一个男性意味着什么“的概念，尽管应该强调的是，男性性别规范的表达对于那些拥有男性性别身份的人来说可能并不重要。而对于其他人来说，男性气质可能是避免进一步边缘化的一种手段（Sa Nchez&Vilain，2012年）。临床医生可能会探讨男性气质在少数族群中的重要性和观念，以更好地了解通过多元族群交叉的性别表达。为此，精神病学家努力理解自己对男孩、男人和男性的假设和反移情反应（Mahalik等人，2012年）。心理学家也可以探索作为一个男人对他们所服务的人意味着什么。此外，心理医生可以利用现有的评估工具帮助男孩和男人发现他们的性别社会学习的好处和成本（Mahalik、Talmadge、Locke和Scott，2005年），例如男性角色态度量表（Pleck等人，1994年）、男性角色规范量表、短表（Levant、Hall和Rankin，2013年）和男性规范依从性清单（Mahalik等人，2003年），以及性别角色冲突的测量（O'Neil、Helms、Gable、David和Wrightsman，1986年）、性别角色压力（Eisler和Skidmore，1987年）和规范性男性失读症（Levant等人，2006年）。参见Smiler和Epstein（2010），关于这些工具的回顾和评论。
指导意见二
王丹/译
心理学家努力认识到，男孩和男人一生中会将多个方面融入他们的社会身份。
理论基础
身份认同有多个维度，包括年龄、种族、性别、人种（译註：在美国人看来，人种(race)是一个确定的社会范畴，通常是指拥有某种特定的生理、文化等特征的群体，种族(ethnicity)是一个新的、不确定的社会范畴）、性取向、社会经济地位、精神、移民身份和能力状态，每一个维度都有助于男孩的基本自我意识，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影响其行为(David, Grace，& Ryan, 2006;wilson,2006;Vacha-Haase,Wester, Christianson, 2010)。性别是这些维度中最基本的维度之一(Banaji& Prentice, 1994)。性别认同的发展在出生之前就开始了，由父母和其他重要成年人对男孩应该如何对待和如何表现的期望所塑造(Basow, 2006)。男孩(和女孩)在婴儿时期就开始区分男性和女性(Banaji& Prentice, 1994)，并越来越多地根据他们的性别社会化经验赋予男性身份具体意义(David et al.，2006)。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孩的性别身份变得明确，并对他的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Banaji& Prentice, 1994)。当一个男人成年时，他会倾向于表现出他的种族、文化和各种不同的男子气概所构建的行为。
不一致和矛盾的信息会使一些男孩和男人的身份形成过程变得复杂(Wilson, 2006)。例如，来自种族偏见或少数民族背景的男孩和男子，以及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或者智力、精神、身体残疾的人，可能成为各种形式偏见和微侵犯的目标(Abbot, Jepson，& Hastie, 2016;Nadal，2008)，并经常经历主流和少数人的男子气概观点的冲突(Kiselica, Mule，& Haldeman, 2008; Liu&Concepcion, 2010)。具有女性特征或表现的男孩可能会面临人们对非常规的性别表现，比如被动或哭泣等情感表达，有特别负面的反应(Kane, 2006)，并经历强大的压力来展示和遵循男性的表达方式。研究表明，男孩越多地违反男性准则，他们可能面临来自同龄人更多的语言和身体虐待(Kosciw, Greytak, Giga, Villenas，&Danischewski, 2016)。这些经历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包括抑郁症状(Dank, Lachman, Zweig，& Yahner, 2014)，自残(dickey, Reisner，&Juntunen, 2015)和自杀倾向(ClementsNolle, Marx，& Katz, 2006)。此外，监护人对男孩的男子气概表达的监管往往是无效的，而且对孩子的情感造成伤害，并在关系中造成紧张(Hill &Menvielle, 2009)。尽管如此，在整个童年，男孩可能会选择遵守这些规范，而不是面对指责。此外，Liu和Concepcion(2010)认为，一些亚裔美国男孩和男性屈服于遵从霸权男性主义标准的压力，认可这些不代表他们偏向身份的男性特征。在其他情况下，非裔美国男孩和男性觉得自己无法遵守霸权主义的男子气概标准，就会构建自己的标准，可以采取帮派行为、酷的姿势和独特的着装规范(Liang, Molenaar，& Heard, 2016; Majors &Billson，1993)。难民和移民的男孩和男人往往与出生在美国的男孩和男人有着不同的经历(Zayas, 2015)，因为他们的发展是由创伤性的经历塑造的(Brabeck, Lykes，& Hunter, 2014)。
此外，一些少数族裔男性成为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对象，相关的痛苦经历会导致他们避免认同自己的文化遗产(Liu & Concepcion, 2010)，并导致心理和身体健康状况不佳(Alvarez, Liang，& Neville, 2016)。例如，在美国的成年非裔美国男性患高血压、前列腺癌、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更大(Hammond, 2012;Hammond etal.,2016)。事实上，种族歧视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联系最好地解释了白人和以欧洲为中心的男性理想的制约情绪(Hammond，2012)和自恃(Matthews et al.,2013)。ArellanoMorales和她的同事(2016)在拉美裔成年男性中发现，经历高度种族歧视的拉美裔劳工，他们的性别角色冲突和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而报告中种族歧视程度较低的则不是这样。对于亚裔美国男性，调查人员发现，许多刻板印象将他们描绘成女性化、软弱或缺乏男子气概(Wong, Horn，& Chen, 2013;Wong, Owen,Tran, Collins，& Higgins, 2012)。这种性别歧视可能会对亚洲男性的自我看法产生独特的影响。例如，在亚裔美国男性的样本中，研究人员发现，永久的外国人种族主义相关的压力和想要表现得更“美国”的愿望，预示了在对肌肉态度上不适应性驱动的独特差异，这样的差异超越了理想的运动员肌肉的内化想象(Cheng, McDermott, Wong，& La, 2016)。在移民身份方面，绝大多数被边境巡逻人员逮捕的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是男性(Byne& Miller, 2012)。年轻人经常从他们的原籍国逃离冷漠无情和不断升级的暴力(Carlson & Gallagher, 2015)，而这些经历往往会重新洗刷这些个人及其家庭的情感、行为和关系动力(Gonzalez, 2011;Jimenez-Castellanos& Gonzalez, 2012;Suarez-Orozco, Yoshikawa, Teramishi，& Suarez-Orozco, 2011)。
属于一个以上少数群体的男孩和男子在解决与身份有关的冲突方面可能特别困难。例如，同性恋男孩和有色人种男性可能在LGBT群体中经历种族歧视，同时也可能在他们的种族/民族群体中经历恐同/异性恋歧视，当他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时，可能会选择开启或关闭他们身份的某些方面(Nadal，2008)。同样，多民族和多种族的男孩和男人可能会感到来自家庭的压力，要求他们接受自己身份的一部分，在面对同事的时候，又强调不同的身份。这些类型的摇摆不定会导致身份混淆，并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发展((Nadal，2008)。
随着男性步入老年，他们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和挑战，这常常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性别期望。考虑到工作的角色可能会通过退休改变,家庭角色可能会通过重要育儿状态或失去配偶改变、并且健康问题频频出现,内部冲突接踵而来。尤其是对男性，他们把身份建立成经济提供者,有体力和耐力,或良好的性功能(Kilmartin&Smiler,2015)。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份的改变可能与上述任何身份来源相互作用，如种族、民族和性取向(VachaHaase et al.，2010)。许多男性一生中常见的其他经历，如服兵役，也会对男性从青年到老年的身份产生重大影响(Leppma et al.，2016)。事实上，一个老人的服役经历和战斗经历可能与他的整体健康状况有关，随着年龄变化与健康相关的问题也会的产生负面影响(Wilmoth, London，& Parker, 2010)。同样，对于那些对自己的工作和职业有强烈认同感的老年人来说，过渡到退休生活也尤为重要。的确，退休(和其他工作变动)可能与权力和/或特权的丧失有关。例如，研究表明，退休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增加，包括自杀在内。这显示对一些面临退休的男性采取预防性干预措施有潜在好处(Bamia, Trichopoulou，&Trichopoulos, 2008;Brockman,Muller，&Helmert, 2009)。坚持严格男子气概的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可能更难过渡到老年，因为在这个发展阶段有一系列因素影响着社会化的性别角色。例如，随着年龄较大的性与性别少数个体离开工作岗位，他们面临着对独立和经济来源的严重担忧(dickey & Bower, 2017;Witten&Eyler, 2015)，也比顺性别异性恋男性更有可能独居且缺乏社会支持(Witten &Eyler, 2015)。最后,坚持严格男子气概标准的老年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性别不明的人有更高程度的自毁行为事件(如药物滥用,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身体和精神健康问题(如抑郁症,自杀,忽视医疗需求),并且恐惧由于痴呆无法表达他们的男性身份或着在死后被否定性别（译註：Misgendered）。(Courtenay, 2000; Oliffe,2007;Porter et al., 2016; Sánchez, 2016;Westwood & Price 2016).
应用
心理学家努力理解身份形成对男孩和男人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Basow, 2006)，并试图帮助他们在一生中识别和整合他们的身份的所有方面(David et al., 2006; Liang etal.,2010; Liu & Concepcion, 2010)。例如,男人的职业身份转变伴随终生(Liu,Englar-Carlson,&Minichiello, 2012),心理学家可以在对成人发展和老年化的理解并应用通用知识过程中获益(APA 2014)。比如处理老年人谈判从在职到失业的角色转变（无论是计划内退休或非自愿性失业)(James,
Matz-Costa,& Smyer, 2016)。对于年龄大的、多种族的、多民族的、少数性别的男性来说，实现这些目标尤其具有挑战性。他们往往会经历更复杂的身份冲突(Nadal, 2008)。因此，我们鼓励心理学家了解性与性别少数、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跨社会经济地位的男孩和男人的特殊发展、教育、职业、心理健康和社会需求。鉴于社会隔离通常被认为是性少数、跨性别和性别不明者个人的问题，提供者可能需要发起一场关于社会和情感支持系统相关主题的讨论(Porter et al.，2016)。
心理学家试图了解服兵役对男性一生的影响。退伍军人代表着广泛交叉的身份认同(National Center for veteransAnalysis and Statistics, 2014)，而退伍军人自身则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基于军事部门、服役时间、服役地点、职业等因素，有各种各样的经历(National Center for PTSD,2014);Sherman, Larsen, Borden，&Brown, 2015)。除了理解军事文化、等级制度和重新融入社会的问题，心理学家还努力认识到服兵役、男性气概和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联系，如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性脑损伤、与物质有关的障碍、抑郁、焦虑、自杀意念以及心理求助(Leppma et al.，2016;Jakupcak, Primack，&Solimeo, 2017)。
心理学家努力去理解，一些种族和少数民族的男孩和男人可能没有机会了解他们家庭遗传的特殊方面。因此，了解他们先前未被承认的群体，为我们提供机会发现他们身份的其他方面，或消除社会对这些群体的负面和/或不现实的印象(Liu& Concepcion, 2010)。心理学家还努力减少和对抗微侵犯的破坏性影响，通过教授来被历史边背景边缘化的技能，帮助男孩和男人应对种族主义、恐同症、双恐症、跨性别恐惧症、年龄歧视、残疾歧视和其他形式歧视(Liu & Concepcion, 2010;Nadal,2008; Reel &Bucciere, 2010;Vacha-Haase et al., 2010),并通过与家庭、学校和社区合作，为这些人群提供支持性环境。
研究男孩和男人的心理学家努力接受关于不同身份的历史和文化实践的教育;了解这些实践如何与种族、民族和文化身份相关联;了解在这些群体中男子气概是如何被概念化的;并将这种理解进行交流，并将其融入到有意义的治疗互动中，如参与文化仪式并融入其受众（译註：Clients）的社区(Liu, 2005)。这种做法包括改变传统的方法，使之在文化上更符合受众的背景((Cervantes,2014; Liu &Concepcion, 2010)。有效的实践还包括了解种族主义和同性恋恐惧症对男孩和男人的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影响(Helms, Jernigan，&Mascher, 2005)，包括带有偏见的假设和期望如何负面地改变他们的真正才能、表现和身份(Purdie-Vaughns, Stelle, Davies,Ditlmann,& Crosby, 2008; Vaughns& Spielberg,2014)。总的来说，心理学家被鼓励去获取态度，知识，能够有效处理与男孩、男人与老年男人的多元文化问题(Vacha-Haase et al., 2010)。
心理学家努力提高意识消除对来自历史边缘群体的男孩和男人的偏见(Kiselica et al., 2008;Liu &Concepcion, 2010)，承认他们的受众可能与自己的价值观发生冲突（Nadal，2008)。这些偏见可能体现在异性恋假设(例如，不知道男性客户的性取向，问他是否有妻子)和价值判断(例如，鼓励同性恋男人要少“炫耀”)(Nadal，2008)。在试图理解的同时，尊重并肯定男子气概在不同的文化中的定义，心理学家同时也要帮助消除个人在群体内的刻板印象，通过帮助他们区分可取的和不可取的男性特征，并理解基于他们信念之上的理由(Liu & Concepcion, 2010)。
心理学家也努力解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男孩对家庭和同伴环境的独特关系需求。性与性别少数儿童的父母和监护人，特别是父亲和男性监护人，接受男性化的心理教育，包括一种男性化的表达，交叉的认知因素，以及保持传统观念的男子气概的社会角色。此外,理解在性别认同的发展中可能与遗传因素有关，可以有效减少对男性变性者的恐惧(Knafo, Iervolino，& Plomin，2005)。这些生物因素可能对有宗教信仰、保守社会和有政治观点的个人特别有帮助，这些人可能把男子气概等同于异性恋。(Elischberger，Glazier, Hill，& Verduzco-Baker, 2016)。
指导意见三
项智慧/译
心理学家们了解到权力、特权和性别歧视对男孩和男人及其社会关系的影响。
理论基础
尽管特权并没有平等地适用于男孩和男人，但总的来说，在父权社会中，男性比女孩和女人拥有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权力（Flood和Pease，2005）。然而，从社会权力中获益的男性也受到制度层面的政策和实践以及维持男性特权所需的个人层面心理资源的限制（Mankowski和Maton，2010）。因此，男性特权往往伴随着坚持性别歧视观念的代价，这种观念旨在维持男性权力，同时也限制了男性的适应能力（刘，2005）。
性别歧视是男性特权的副产品、强化因素和正当理由。尽管大多数年轻男性可能不明确支持性别歧视观念（McDermott和Schwartz，2013），但对于一些男性来说，性别歧视可能深深根植于其男性气概的构建（O'Neil，2015）。例如，大多数男孩从小就接受违反男性角色范式会带来负面后果的教导（Reigeluth和Addis，2016年）。这种性别歧视的影响从孩提时代一直延伸到成年，有时会影响诸如职业选择（Fouad、Whiston和Feldwisch，2016）等关键身份的形成过程，从而导致女性或男性主导职业的性别失衡。在父权制社会中长大也可能导致诸如基于性别的暴力等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事实上，儿童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比如反复因表达脆弱情感而受到羞辱，可能会从塑造亲密关系方面对成年产生持久的影响（Pollack，1995）。例如，一些对照实验发现，支持性别歧视男性角色范式的成年男性很可能会攻击违反这些范式的男性和女性参与者（例如Parrott、Zeichner和Hoover，2006；Reidy、Shirk、Sloan和Zeichner，2009）。严格遵守性别歧视、父权制男性范式的男性也倾向于支持并对女性实施更高水平的亲密伴侣和性暴力（Kilmartin和McDermott，2015）。女权主义者学者认为，一些男性在人际关系中使用暴力和控制来维持性别歧视观念和对女性的支配地位（例如，德卢斯模式；彭斯和佩马尔，1993）。男性和男子气概心理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童年早期经历（如依恋不安全）导致的不安全感与传统阳刚之气思想的坚持有关（Schwartz、Waldo和Higgins，2004）。研究还表明，不安全依恋的男性不仅严格遵守性别歧视的性别角色观念，而且他们可能以提倡或为亲密伴侣暴力辩护等方式来践行这种观念（Mahalik、Aldarondo、Gilbert Gokhale和Shore，2005；McDermott和Lopez，2013）。
对男性气概范式的分析可能会揭示性别暴力和针对性差异人群的暴力背景，因为这种歧视发生的空间通常以传统的男性气概为标志（Leone&Parrot，2015）。传统阳刚之气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权力授予符合男性范式，而异常的性别行为则通过性别监督进行惩罚。性少数族裔、变性人和不符合传统性别印象的人可能被视为违反传统的男性角色、不符合对二元性别分类的刻板印象。例如，变性妇女可能被视为“假装”或“打扮”的男人，而变性男子可能被视为“不真实的男人”（Salamon，2009）。这些有害看法的存在可以从为针对变性妇女的仇恨犯罪提供“跨性别恐慌”辩护的法庭系统得到进一步验证（Smith和Kimmel，2005）。研究已经详细说明了男性气概在对那些不符合严格性别定义的人的攻击事件（包括口头和身体的）中扮演的角色，这样的攻击还导致针对变性人和不符合性别印象的人的暴力犯罪并常常带来致命的仇恨犯罪（Kelley和Gruenewald，2014）。
除了增加暴力的可能性外，接受男性气概主导的性别歧视结构的男性往往受到某种行为准则的限制，这些行为准则抑制了他们表达脆弱情感并在成人关系中形成深厚联系的能力。例如，尽管这些观念的孤立效应很可能取决于一系列社会和生态环境（Addis、Mansfield和Syzdek，2010），众多研究已表明，对男性角色主导的性别歧视的认可与男性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以及与其他男性亲近时感到不适有关联（有关评论，请参见奥尼尔，2015）。在婚姻背景下，丈夫的男性角色冲突与妻子的抑郁症呈正相关（Breiding、Windle和Smith，2008），同时一些研究发现，传统的、性别歧视的男性气质与亲密关系的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O'Neil，2008、2015；Moore和Stuart，2005）。传统的男性主义观念也会影响到育儿问题，包括工作-家庭冲突等（Fouad等人，2016）。
应用
心理学家在给男孩和男人咨询或治疗时，可以以一种发展性的适当方式来处理与性别歧视有关的特权和权力问题，帮助他们获得成为有效盟友并可能过上限制性较低生活的相关知识、态度和技能。男性特权对男性来说往往是不易察觉，但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意识到这一点，比如教育（Kilmartin、Addis、Mahalik和O'Neil，2013）和个人经历（O'Neil，2015；O'Neil、Egan、Owen和Murry，1993）。事实上，意识到特权的存在以及维持父权权力观念和行为会带来有害影响已被证明会降低男性的性别歧视态度（Becker & Swim，2012），并与社会公平活动的参与率相关（例如，White，2006）。在治疗遭受系统性性别压迫的多样化性别幸存者时，重要的是评估创伤和障碍经历，这些创伤和障碍通常由于顺性别男性化或是双重性别假定而形成（Richmond、Burnes、Singh和Ferrara，2017）。鼓励咨询和治疗人员帮助客户发展自我支持的技能，并开发其个人和团体在解决这些困难经历方面的恢复力（Dickey、Singh、Chang和Rehrig，2017）。
能够了解自己特权和权力的男性更不容易在人际关系中依赖权力、控制和暴力（McDermott、Schwartz和TrevathanMinnis，2012；Schwartz、Magee、Griffin和Dupuis，2004）。研究表明，帮助男性了解对自己和关系中的性别歧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减少对于性别歧视态度的支持程度（Becker & Swim，2012）。心理学家可以帮助客户培养其对自身认知系统的觉察力——即假定顺性别男性气概表达是理想范式的认知，并识别出他们是如何受到这种对不符合性别范式之人的歧视伤害。考虑到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偏见之间的联系，心理学家可能会发现把压迫作为一种教学策略很有用，尤其是在对男孩和男人进行团体治疗时。心理学家在面对男孩和男人时，示范性别平等的态度和行为，同时塑造非性别歧视的男性气概结构可能特别重要。例如，研究人员发现，男性倾向于高估其他男性持有性别歧视看法的程度，而对这种差异的认识会减少性别歧视看法（Kilmartin等人，2008）。为了进一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鼓励心理学家们探索对男孩和男人的看法，并能够理解尽管并非所有的男孩和男人都持有性别歧视的观念，但这些信条在整个文化中根深蒂固。
指导意见四
周阳/译
关于影响男性（男童和成年男子）人际关系的因素，心理学家们努力得出一整套完整的解读。
理论基础
贯穿着生命过程，男性在成长中会经历较多与亲密关系、性和情绪有关的变化和挑战，这些经历起始于一个普遍任务，那就是与他人之间形成亲密纽带。尽管内在的养育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和文化差异，一些男孩子很小的时候在社交上就回避与他人的亲密和深层连接(Pollack, 1995;Way,2011)，潜在地导致后来生活中严重的关系障碍(O’Neil,2015)。的确，多项研究已经证实，成人依恋的不安全感与男性对传统男性意识的固守存在着联系(Mahaliketal.,2005;McDermott &Lopez, 2013;Schwartz et al., 2004).此外，传统男性意识鼓励男性采用一套重在乱交和其他风险性行为的性交方式，比如不去了解伴侣的性经历，或者参与性行为时不做避孕或疾病传播防护(Kimmel, 2008; Pleck,Sonenstein,& Ku, 2004; Smiler, 2013)
的确，异性恋男性身上固着的男性气概中的保守而有性别歧视的那面，已被视作导致了性侵罪(Flood, 2015; Kimmel, 2008;for areview, see McDermott, Kilmartin,McKelvey, &Kridel, 2015)，以及安全套的少用和临时随性的性行为。(Flood, 2008; Plecket al., 2004;Smiler, 2013).除了影响性关系，传统男性意识不鼓励男性与他人发展亲密关系，也是男性相对于女性密友更少的主要原因(Keddie, 2003; Klein, 2006)，这点在同龄男性群体里尤其显著(Way,2011)。因迫于传统男性意识的压力，一些男性避免直接表达他们脆弱的情感，而更喜欢借助体能活动、谈论外在事件（比如体育、政治、工作等等），温和地讥讽、一起开玩笑、向男性朋友寻求和提供实在的建议来建立关系(Garfield, 2015; Kiselica,Englar-Carlson, Horne & Fisher, 2008; Pollack,1998; Way, 2011).
然而大多数男性（男童与成年男子）表示他们有比较亲近的男性朋友可以分享秘密且情感亲密，视作兄弟(Baumeister & Sommer,1997;Cross &Madson, 1997; Way, 2011).。因此男性有能力与他人形成亲近的关系，这种连接力在同性和异性友谊以及爱情中能夠持续到成年期(Carver,Joyner&Udry, 2003;Smiler, 2013)。这些关系提升了他们的身心健康，也提升了贯穿一生的社会适应力(Smiler &Heasley, 2016;Vaillant, 2012).我们务必要注意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男性也同样可能与家庭成员和早年的伙伴拥有坚固和健康的纽带，但他们长大后通常也要经历不少有压力的关系挑战。家庭关系可能会紧张，有时还会破裂，特别是不得已的东窗事发或者跨性别身份的暴露。例如，坚守传统男性性别角色的个人，对于跨性别和性别不认同者持有激烈否定的态度(Tebbe& Moradi, 2012),然而他们所在的家庭又为之提供出正常的精神健康结果(Olson,Durwood,DeMeules,&McLaughlin, 2016; Ryan, Russell, Huebner,Diaz, & Sanchez, 2010).
应用
心理学家力图提升男性亲密关系的健康程度，而健康的关系是由尊重，情感亲密和相互分享、互动来定义和养成的(Garfield, 2015; Smiler, 2016;Way, 2011)。在认清早期人类关系纽带的主体之后，心理学家们通过指导父母们了解男孩成长过程中的需要、以培育的视角来回应男孩，给予儿子健康的分离和独立过程，来尝试帮助父母们与儿子建立好的纽带(Lombardi,2012)。并且，心理学家还发现对于第一代男性来说，与他们的父母和长辈相比，语言习得、家庭代际冲突、冲突性价值观、与美国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融入的差异等都可能是存在的。(Kim, Chen, Li, Huang,& Moon,2009; Lorenzo-Blanco, Unger,Baezconde-Garbanati, Ritt-Olson, & Soto,2012;Schwartz, Unger, Zamboanga, &Szapocznik, 2010).
如有积极包容的环境，当事人可以探索男性意识与种族、性取向、行为层级之间的交叉影响，这些对于解决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意义重大(Pelletier &Tschurtz, 2012).。临床护理有效性可能得益于检视当事人和临床医生对生物意义上的性别身份是否是二元观，以及是否洞察到如何避免病态的临床语言。(Carroll & Gilroy, 2002;Singh,Boyd, & Whitman, 2010).
心理学家力图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改善男性与男性关系的发展。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心理学家识别并挑战男性身上必须彼此竞争、好斗的社会化压力，帮助他们之间发展出好的同性友谊。互动性的男性团体，（(Levant, 1996; Mortola, Hiton,&Grant, 2007)），自助书籍(Garfield,
2015Smiler, 2016),和教学视频(Hurt & Gordon, 2007; Katz& Earp, 2013)有所帮助，可被使用。
心理学家也力图开设提升性别同理心，礼貌行为和沟通技巧的心理学课程和工作坊，来增强跨性别友谊，并针对阻碍跨性友谊(Wilson,2006)的问题行为比如性骚扰，提升意识，提出解决方案。
心理学家可以与男性讨论他们收到的信息，比如克制自己对其他男性的情感，帮助他们理解传统男性意识的成分，包括情绪保守、同性恋恐惧、回避脆弱感、自我依靠和竞争性，这些都会阻止他们与男性同伴形成亲近的关系。(Brooks, 1998; Smiler, 2016).
指导意见五
孙玮鸿/译
心理学家致力于鼓励父亲的积极参与和健康的家庭关系。
理论基础
美国有大约7千万父亲（美国人口调查局，2014年）。全国代表性样本显示超过80%的父亲们报告说他们参与了孩子们的生活，但只有不到一半的父亲们认为他们作为家长做的“非常好”（Jones& Mosher, 2013年）。因此，对很多父亲来说，接受新的家庭和关系角色显得尤为突出，他们要面对各种困难的转变和责任（Tichenor,McQuillan, Greil, Contreras,&Shreffler, 2011年）。很多父亲都不清楚如何直接参与到孩子的抚养中，考虑到母亲仍然是主要照顾者，社会服务项目在育儿教育和支持计划方面也倾向于以母亲为中心。进一步来看，大部分的父母支持项目都起源于白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并不会自动地区分不同文化中在养育孩子方面的态度差异。另外，父亲充当挣钱养家角色的传统观念在现代家庭中已不再根深蒂固，这赋予了父亲新的生活重心，即更多地参与到家长的角色中，这更有价值也更平等。(Cabrera, Tamis-LeMonda, Bradley, Hofferth,&Lamb, 2000年)。
父亲的参与被定义为拥有三个组成成分（Pleck, 2007年, 2010年），包括积极参与行为（例如，更强烈的互动来推动孩子的发展），温暖和回应（例如，用温暖和关心的方式回应孩子的需要）和控制（例如，家长职责监控和了解孩子以及孩子的行踪，包括参与监控的决定）。两个辅助的部分是间接照料（例如，孩子不在场时为孩子做的一些必要的事，如提供食物和衣服以及安排健康检查时间表）和过程责任（例如，主动照顾孩子而不是等别人来做）。父亲参与的作用跨越了民族或种族以及文化意识形态。
社会文化因素如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不断提高，美国家庭结构的转变，从占主导地位的双亲家庭婚姻到更广泛的家庭构成类型，这些也许助力了新的父性行为和角色的进化。许多父亲自愿将传统男性和父亲的模式和角色（例如，养家糊口）重塑成在家里行使父职或扮演更加非传统的角色，比如共同抚养孩子。(Marks &Palkovitz, 2004; McGill, 2014;Rochlen, Suizzo, McKelley, &Scaringi, 2008)。这包括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承担更多照顾孩子的任务和扮演新的父母角色，比如“驻家”父亲成为孩子的主要照料者(Bianchi, Robinson, &Milkie, 2006;Maume,2011)。在许多非裔美国人社区，存在着很高比例的单亲或妇女主导的家庭，但是记录显示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父亲参与到孩子的养育中(Doyle, Magan, Cryer-Coupet, Goldston,&Estroff, 2016; Jones & Mosher, 2013)。对于一些父亲来说，积极参与并不总是一个可选项。那些不属于白人、能力强、异性恋这些主流范围的父亲，在抚养子女的社会角色方面可能会面临额外的障碍(De Finney & Ball, 2015)。社会构架或财政的挑战可能会限制低收入父亲或父母的参与度（比如，打几份工，时间受限于公共交通等等）在种族、社会经济地位，能力，性取向，移民阶层，语言和宗教等问题上的争论，显示出这些因素会限制父亲与孩子互动或交往的水平，也显示出人们在辩论父亲身份中的视角立场。
定居的和非定居的父亲参与程度始终和孩子的积极表现相关联。纵向的研究始终支持早期的发现，父亲的参与会给孩子的行为、心理、认知和财务稳定性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贝利简表-研究版中父亲参与婴儿和年幼孩子的养育与孩子的语言发展、更低可能的认知缺陷、更正向的喂养前表现，更少的童年期行为问题都有关联。对于学龄儿童（大约4-12岁），父亲的参与与学习成绩的提高、更积极的上学态度、学术进步、学习胜任力、非语言认知功能、更少的内化行为问题，更高水平的情绪调节和数学以及阅读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相关联。对于非定居的父亲，孩子的幸福与父亲一般性的行为关系不大（比如花时间或金钱），而是和父亲参与孩子的活动更有关联，这些活动可以培育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Adamsons& Johnson, 2013)。对于青少年来说，父亲的参与与更健康的饮食模式、更低的内化问题（尤其是女儿的内化问题）、更高的自尊、更少的犯罪、更少的抑郁症状、更少的暴力行为、更好的成绩和更少的物质滥用有关。(Booth, Scott, & King,2010; Day &Padilla-Walker, 2009; StampsMitchell, Booth, & King, 2009; Stewart&Menning, 2009).
对很多人来说，成为一个父亲显然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和身份感(Habib & Lancaster, 2006)。成为一个好父亲是他们定义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一个父亲就可以有机会通过修复自己的父亲带来的创伤而获得成长，或者至少能尝试成为自己心目中一直想要的那样的父亲。父亲身份认同与生育能力正相关，这关系到后代，因此培养健康的家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Christiansen &Palkovitz, 1998)。一个父亲在生育能力上得分很高，可能会表现出成长和处于一个积极的人生轨迹中(Palkovitz& Palm, 2009)。Habib和Lancaster（2006年）发现，增加对父亲身份的强调与父亲-胎儿的关系之间存在正相关，父亲-胎儿关系被定义为对未出生儿童的主观爱的感觉。因此，高度重视父亲的身份有助于连接和参与。
相关证据发现，父母参与投入的程度与新父亲变的更健康（如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正相关(Knoester, Petts, &Eggebeen, 2007;Schindler,2010)。一项跟踪男性从童年到父亲（11-31岁）的纵向研究显示在第一个亲生子女出生后，新父亲中的犯罪行为、烟草和酒精使用都有所减少(Kerr,Capaldi, Owen, Wiesner, & Pears, 2011)。基于一个兄弟姐妹和双胞胎模型的研究发现在大多数的已婚男性中很年轻就成为父亲与较少的慢性疾病发生率相关(Pudrovska&Carr, 2009)。第一次做父亲的人报告说他们与健康专家、朋友和家庭的关系发生了积极变化；责任感增强；与配偶的关系更加协调(Chin, Hall, &Daiches, 2011)。其他的研究发现，第一次做父亲的人开始更频繁地系安全带，学习新的育儿技能，积极地实践父母合作养育，减少冒险行为和更多的自我照顾行为(Chinet al., 2011; Genesoni&Tallandini,2009)。此外，许多父亲把孩子的出生描述为“神奇的时刻”、“震动”、“变革性的”和“安定下来”的催化剂(Cowan, Cowan, &Knox, 2010; Palkovitz, 2002)。如Knoester和Eggebeen所说：“换言之，有证据表明，成为一个新父亲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当然，有些人在转变为父亲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产后抑郁症在出生后的3-6个月内影响了大约10%的父亲，并且与父母与婴儿之间更多的消极和更少的积极互动有关(Paulson, 2006, 2010年)男性也会因流产和怀孕而感到悲伤和失落(Rinehart&Kiselica, 2010年)。
应用
假设积极的父亲参与和包容性的交流对孩子和父亲都有长期的情感和心理上的好处（Maurer&Pleck，2006年；Pleck，1997年），心理学家致力于促进健康的父亲参与和父亲参与孩子和家庭的治疗。父亲参与临床治疗预示着对改善儿童治疗效果有好处。(Bagner&Eyberg, 2003; Lundahl,Tollefson,Risser, & Lovejoy, 2008).心理学家们的工作有助于促进父亲的参与。例如，与孩子一起进行积极的玩耍和体育锻炼与更高水平的父亲参与相关，孩子也更健康。(Berg, 2010; Fletcher, Morgan,May, Lubans, &St. George, 2011; Garfield&Isacco, 2012).根据BogelsandPhares（2008年）的研究，儿童与儿童之间的积极玩耍与几个正向的儿童表现有关，例如无侵略性的竞争力、缓冲焦虑的合作、健康的实验、社会能力、同龄人的接受度和受欢迎度，以及自主感。
尽管经济和人口趋势发生了变化，例如比上一代人拥有更多的双职员家庭和更多的职业母亲，但父亲对子女的经济贡献（即，作为一名“供养者”和“养家糊口者”）仍然是男性育儿角色、身份和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父亲仍然常常是家庭中的养家糊口的人，有证据表明他们在经济上的贡献有助于儿童的教育和福利，同时也保护儿童免受贫困和相关负面因素的影响(Schindler, 2010)。在结构和制度层面，心理学家可以帮助父亲消除拘禁、法律、心理（如抑郁、焦虑、药物滥用、酗酒、自我效能低下）、人际关系（如与同伴的关系不和谐/冲突）、沟通和经济障碍，使他们积极参与其中。(Isacco, Garfield,& Rogers,2010年)。心理学家也支持为同性恋者建立父亲角色而构建亲属关系结构。(Levitt,Horne,Puckett, Sweeney, & Hampton, 2015).
父亲教育计划是家庭生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学家可以提出一些政策资源来促进积极的父亲教育。例如，针对父亲的高剂量头部启动计划与父亲参与度的增加以及儿童数学成绩的提高有关（Fagan和Iglesias，1999年）。父亲增能计划增加了父亲对孩子教育能力的信念（Fagan & Stevenson，2002年）。心理学家可以采用特殊的家长教育课程，为准爸爸准备好迎接父亲的挑战、责任和快乐（Hayes&Sherwood，2000年；国家家庭参与网络，N.D.；国家父亲教育倡议，2007年）。特殊计划可用于特定人群，如青少年（Kiselica&Kiselica，2014年；Kiselica、Rotzen和Doms，1994年）和被监禁的父亲（国家父权倡议，2007年）。
指导意见六
刘芳明/译
心理学家致力于改善男人与男孩需要的教育资源。
理论基础优质教育以拥有安全并支持的学习环境、富有挑战的课程安排、以及系统化的职业教育和咨询为特征。其愿景在于提高个人的智商、情商和社交发展能力，帮助个人在未来的社会团体和工作环境中的所需角色做好准备（Foxx, Baker, & Gerler, 2017）。充分使用教育资源的男孩比其他中途退学的同龄人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并得到高薪（劳工统计机构，2008）；然而，也有数据显示，有一定比例的男孩在学术上表现并不理想，同时尽管某些学科仍然是男性主导领域，然而男性普遍在高等教育方面落后于他们的女同学们（Kena 等，2014）。这些问题在非裔美国男人男孩和拉美裔男人男孩中尤其显著（Fergus, Noguera, & Martin, 2014；Kena 等，2014）。男孩还要面对更大的差别待遇，就是会被诊断为某种发展无能（Boyle等，2011），这种发展无能被认定会削弱学习功能和/或者被划分为特殊教育类。而且，有文献表明在同样的问题行为上，有色人种男孩会比白人男孩遭受更为严厉的惩罚（Skiba, Michael, Nardo, & Peterson, 2002），同时这样的操作与他们成人后人生中产生更为严重的法律问题是有关联的（Rios, 2011）。因此，帮助男孩们克服学校相关的挑战（比如，学校结构，学习能力，教育，社会的，等等）是很关键的，这是因为经历这些问题的年轻人同那些完成高中和大学的男性相比有很大风险会退学、低报酬、频繁换工作、和长期失业（美国劳工统计部门，2018）。这类与工作相关的困境通常会带来极度的压力（Kiselica等，2008）。关注男孩的校园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男孩在学校里面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教室里的纠纷, 散乱的班级,性骚扰,校园霸凌,粗鲁的言行) 有害于其他学生的学习和社会经验形成(Juvonen, Wang, & Espinoza, 2011; Lacey & Cornell, 2013). 校园内的失败和其他各种社会问题有着清晰的关联，这些社会问题包括反社会行为、滥用药物、高风险的性行为、未成年生育，这些往往导致巨大的社会压力的和经济负担(Bradford & Noble, 2000)。而且，男性气质层面也会导致男孩的校园问题(ONeil & Lujan, 2009). 男孩的功能失调表现在行为上,例如勤奋不被认可这样的信念压制了很多男孩的学习动力( A.J. Franklin, 2004; Wilson, 2006).以推崇激进、憎恨同性恋、厌恶女性为标签的狭隘的男性气质概念影响着男孩宁可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纠纷的行为上比如校园霸凌、嘲讽同性恋、性侵犯，也不去学习和参加课外活动(Steinfeldt, Vaughan, LaFollette, & Steinfeldt, 2012). 应用心理学家致力于提高教师、学校辅助员工、学校管理者、家长、政策执行者在这一特别学科认识上、沟通上，以及校园调整上的意识认知。男孩们很容易被诊断为注意力缺乏多动症( Arnett, Pennington, Willcutt, DeFries, & Olson, 2015; Willicutt, 2012), 极可能是因为其表现和一些外显行为的关联性(比如，课堂骚乱)。有注意力缺乏多动症的女孩们更多地表现在注意力上面的问题，而不是一些过度活跃的行为上，这些并没有受到关注(Ruckledge, 2010). 因此，心理学家可以警觉现有的注意力缺乏多动症诊断标准，不让来访者的性别影响到诊断结果( Bruchmuller等，2012). 由于很多男孩的校园困境出现在较小的年龄，因此心理学家可以对那些奋斗在学习上的男孩们使用实操性的活动，比如补充性的阅读指导、减少行为强化、提供语言交流的经验，来帮助他们在学校早期做出调整(Eliot, 2009)。心理学家也鼓励男孩们参加些有实操经验型团体，不仅培养友谊并且在检视自身的功能失调行为和男性气质的限制性概念时获得支持(Mortola等, 2007). 心理学家协助教育机构反校园霸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Orpinas & Horne, 2010). 有感知障碍、认知障碍、身体残疾的孩子们都多少受到校园霸凌(Simpson, Rose, & Ellis, 2016), 有证据显示男孩还会很高比例的参与网络霸凌(Heiman & Olenik-Shemesh, 2015). 进一步，因为性侵犯和性少数人群霸凌是一种通常展现在校园内的问题，所以推荐学校政策含有强调霸凌和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同性恋憎恶有相关应对的措施 (Kiselica等，2008)。心理学家被鼓励发展帮助霸凌的实施者和受害者的策略，帮助实施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可以区别出有效/有害使用力量，懂得错用力量是如何带给别人伤害的；帮助受害者创伤复原和学会防范风险(Reese, Horne, Bell, & Wingfield, 2008; Wilson, 2006)。心理学家因此被鼓励去协助培育积极的校园氛围(Olweus &Limber, 2010; Orpinas & Horne, 2010); 这些可以通过树立无限制性的男性气质行为模式、限制设定的意识化、确定和鼓励正面行为来达成(Wilson, 2006; Kiselica等, 2008)。心理学家也致力于提升男人和男孩的职业发展和作为劳动力的准备程度。理想化地，从低年级男孩就开始提供职业咨询的发展和教育，持续到高年级，其中服务设计于协助年轻男性选择职业和在工作变换或者追求更高教育时顺利过渡(Foxx等，2017)。男孩职业教育的一个特别关注点是鼓励他们探索各种职业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传统上男人追求的。此外，有一个实例，性少数人群失业的比例通常是顺性别人群的3倍(S.E. James等，2016). 因此心理学家也努力减少少数人种、移民、认知障碍的男孩、低收入男孩易遇到的教育和职业发展领域的困难壁垒和文化相关的问题。常常通过和学校、健康护理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商业组织合作去给男孩们提供指导人员去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提供应对高压生活环境的技巧、鼓励继续接受教育、帮助融入工作中(Kiselica等, 2008).
指导意见七
林烜昀/译
心理学家们努力减少男孩和成年男性所面临和呈现的包括攻击性及暴力行为、精神类药物滥用以及自杀在内的高频问题。
理论基础
尽管绝大多数的男性并非暴力人士，然而由男孩和成年男性带来的暴力犯罪在美国占了近90%的比例（美国司法部，2011年）。许多男孩和成年男性在社交过程中使用攻击性和暴力行为，作为解决人际冲突的手段（Moore & Stuart, 2005）。家庭、同侪以及媒体常常强化攻击性行为跟男子气概之间的联系（Kilmartin& McDermott, 2015; Kilmartin& Smiler, 2015）。童年时期曾经有过身体和/或者性虐待的遭遇，被发现成为男孩和成年男性攻击性行为的显著预兆（Jennings,Piquero, &Reingle, 2012; Tyler, Johnson, &Brownridge, 2008）。其他导致攻击性行为的风险因素包括来自家长和教师的低劣管教、低学业成就、频繁地观看暴力媒介以及居住在犯罪高发社区（Reese et al. 2008）。对一些成年男性来说，实施暴力行为，包括对性别多样化人士实施暴力，被用来保护和增加施暴者自身的男子气概（Reigeluth& Addis, 2016）。因此，攻击性行为可能被男性当作某种公开行为，用以证明其男子气概，不论是针对某个有价值的对手还是针对那些被认为毫无价值的标签人（K. Franklin, 2004; Whitehead, 2005），都只是为了给自身的男性身份增加自信。
成年男性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风险相当高（FBI, 2015）。对于年龄在10到24岁的非洲裔男性，他杀是造成死亡的首要原因；对于同年龄段的拉美裔美国人，他杀是造成死亡的第二个首要原因（美国司法部，2011）。在童年阶段遭受过暴力和虐待的成年男性更容易罹患心理疾病（Cashmore &Shackel, 2013）。比较于非暴力者，对其伴侣施暴的成年男性更有可能在其童年时遭受过身体虐待或者目睹家庭暴力（Renner & Whitney, 2012）。性别多样化的成年男性被犯罪司法系统不成比例地作为打击目标并关进监狱。例如，记录在案的变性人和性别不确定人士的被捕率高达35%到72%，同时35%的变性人在狱中成为牢友和守卫的牺牲品（Beck, 2014）。
在童年时期曾经遭受虐待或者目睹虐待行为的成年男性的自杀率也相对较高（Cashmore &Shackel, 2013），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的美国，超过70%的自杀案例发生在成年男性（美国自杀干预基金会，2015）。学龄期的非洲裔美国男性的自杀率跟同年龄阶段的白人男性相比也有所上升（Bridge et al., 2015）。
另外，美国70岁以上男性的自杀率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同年龄段人口（世卫组织，2014）。近年来，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本土成年男性的自杀率上升了38%（Case & Deaton, 2015）。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精神药物和酒精滥用跟成年男性的较高自杀率正相关（Pompilli et al., 2010）。许多成年男性将酒精或其他精神药物作为与心理创伤相关和的一种回避反应，以应对情绪困境和不舒适的情感状态（Elder, Domino, Mata-Galan, &Kilmartin, 2017），调查人员揭示了酒精和自杀成功案例之间的密切关系（Kaplan et al.,2013）。尽管成年男性当中的抑郁水平仅为成年女性的50%（Martin, Neighbor, & Griffith, 2013），但研究者相信，许多成年男性隐秘地表达其抑郁心理，呈现为易激惹、远离人群、对于针对自我评价和自我尊重的威胁相当敏感、强迫倾向、躯体疾病、驱动力和注意力困难（Martin et al., 2013）。作为许多成年男性掩盖自身抑郁的凭证，前者的自杀率是成年女性的4倍，尽管《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认为成年男性的抑郁症发病率较成年女性更低（美国自杀干预基金会，2015；Lynch &Kilmartin, 2013）。
一份关于少数种族群体、性别和性取向少数群体中的男孩和成年男性，在遭遇心理创伤、精神药物滥用、抑郁和暴力行为时所面临的健康后果的详尽分析，可以在《脆弱男孩和成年男性的健康差异》（the Health Disparities inVulnerable Boys and Men）这份提供给美国心理协会（APA）的报告（2017b）中找到。
应用
心理学家们努力去理解导致男孩和成年男性攻击性和暴力行为的多重文化和个体差异因素（Reese et al., 2008），包括暴露在某些负面的童年经历和传统的男子气概社会化环境中的交叉影响（Liang & Rivera, 期刊杂志）。通过运用同理心去体会造成攻击性和暴力行为的原因（例如，缺乏应对心理创伤的个人和社会资源），心理学家们努力通过采取心理创伤敏感和性别敏感的途径，防止在校学生的暴力行为（Liang & Rivera, 期刊杂志），同时也采用心理学方法提升对他人的同理心、对攻击性行为进行模型控制、提升沟通技巧或问题解决能力（Kilmartin& Smiler, 2015; Reese et al., 2008）。在教育、矫正、心理治疗场景中，心理学家们被鼓励与在攻击性和暴力行为方面有困难的男孩和成年男性一起工作，当与在押犯工作时则聚焦在治疗和补救。在这一类场景中，心理学家们努力在对成年男性的心理创痛保持同理心的同时，也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与此同时，想要更好地理解聚焦于成年男性方面的暴力干预项目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心理学家们被鼓励进行此类有效性的专研，以及测试将现有项目进行调整之后的结果，该类调整把跟男孩和成年男性相关的一些事情包括在内（例如，对具有限制性的男子气概意识的僵化遵循）。
许多男孩和成年男性不情愿向他人揭示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Lisak, 2001）。心理学家们被鼓励关注许多成年男性在讨论虐待和情感痛苦时所感受到的羞愧（Shepard & Rabinowitz, 2013），努力保持同理心和支持的态度，对于男孩和成年男性在教育和治疗干预过程中可能表现出的防御和掩盖性的反应保持耐心。心理学家们尤其被鼓励去评估具有抑郁症状、精神药物滥用、心理创伤后压力反应以及亲密关系暴力行为的成年男性的早期心理创伤（Lisak&Beszterczey, 2007）。在考虑针对表现出攻击性和暴力行为的成年男性进行治疗干预时，心理学家们也努力对潜藏的诸如抑郁和焦虑等的情感障碍保持觉察（Cochran & Rabinowitz, 2000; Fleming &Englar-Carlson, 2008）。
指导意见八
张煜宵/译
心理学家致力于帮助男性参与到健康相关的行为中。
理论基础
在美国大多数的致死原因中，且在各个年龄层，男性的死亡率都要高于女性（Courtenay, 2011; Gough &Robertson, 2017）。尽管较女性有更高的社会经济优势，男性的预期寿命依然比女性短了大约五年（男性的预期寿命是76.3岁，女性的预期寿命是81.1岁）；在每一个种族中，男性按年龄分层统计的死亡率都要高于女性（Hoyart& Xu, 2012）。冒险行为上的性别差异很大程度上和呈现出来的这样的差异有关。比如，事故是美国1至44岁男性的主要杀手（疾病控制和防护中心，2010）。男性关于心脏病和癌症（两大主要致死因素，导致了约一半的死亡）按年龄分层统计的死亡率分别比女性的死亡率高了50%和80%（健康和人类服务部，2009；Jemal等，2008），并且，两个男人中的一个，相对于三个女人中的一个，在他的一生中会得癌症（美国癌症协会，2008）。2011年至2013年间，男性中结肠直肠癌的致死率远高于女性，这是一种通过定期检查可预防的疾病，这就暗示了许多男性并没有参与到预防保健中（美国癌症协会，2015）。男性65岁前患上循环系统疾病的高几率也极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更高比例的抽烟、喝酒、饮食多脂肪和红肉、少水果蔬菜（Courtenay, 2011）。除了代谢疾病以外，男性，尤其是和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不成比例地受到可以预防的情况，比如HIV的影响（回顾见Zeglin，2015）。
尽管男性的健康问题是生理和环境的复杂交织，包括社会政治因素，比如种族、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其他和权力以及特权相关的变量，许多性别健康差异模式都和男性从青春期早期开始的显著的冒险行为有关（Mahalik等，2013）。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往往鼓励男性拥有男性气质意识形态，这或许和冒险行为以及现存的健康差异相关（McDermott, Schwartz, &Rislin, 2016; Wong, Owen, & Shea, 2012），比如物质滥用（de Visser & Smith, 2007;Iwamoto, Cheng, Lee, Takamatsu, & Gordon, 2011; Peralta, 2007），导致冠心病的行为（Eisler, 1995; Watkins, Eisler,Carpenter, Schechtman, & Fisher, 1991），暴力与攻击（Moore & Stuart, 2005; Kilmartin& McDermott, 2015），不太愿意去做药物和心理健康保护的咨询（Addis &Mahalik,2003），更少地使用预防保健（Courtenay, 2011），以及危险的性行为和驾驶行为（Courtenay, 2011; Mahalik et al., 2013）。并且，Courtenay（2011）说道，总体来说，男性有较少的健康提升行为，更多的冒险行为，更有可能成为躯体虐待和暴力的受害者，有更少的社会支持，更低效的压力行为反应，使用更少的保健服务。
社会规范的观念或许会塑造男性的健康行为。研究表明，男性的社会规范认知和青春期吸烟（Gunther, Bolt, Borzekowski, Liebhart, & Dillard, 2006）、喝酒和开车（Perkins, Linkenbach, Lewis, &Neighbors, 2010）有关，也和大学生的酒精使用（Halim, Hasking, & Allen, 2012; Korcuska& Thombs, 2003）有关。相似地，异性恋和性少数男性的避孕套使用情况也暗示了社会规范（Albarracín,Johnson, Fishbein, &Muellerleile, 2001; McKechnie, Bavinton,&Zablotska, 2013）。对于其他男性的看法，也和男性自身的安全带使用、打架、寻求社会支持、进行每年的体检、使用烟草、锻炼以及饮食选择有关（Hammond, Matthews, Mohottige, Agyemany, & Corbie-Smith, 2010;Mahalik& Burns, 2011）。男性越能感知到他们的男性朋友在寻求帮助，不论是以向其他人说出自己的困扰、还是以去年进行了年度体检的形式，他们越有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情（Hammond et al., 2010; Mahalik& Burns, 2011）。最后，在男性保持好的健康状况和身体机能可以增强他们对于男性气概的宣称时（Calasanti,Pietilä, Ojala, & King, 2013），或者他们的工作对于身体机能有要求时（Springer &Mouzon, 2009），他们在这样的情境中会更关注自己的健康。把问题的本质看作是规范的也会影响寻求帮助的行为。
除了影响大多数男性的健康行为的社会规范之外，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男性（比如有色人种，残疾人，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健康挑战深深根植于社会政治（比如，权力的不平等分布）、社会历史（比如，民族的有偏见的和不准确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比如，法制、教育和经济系统）的力量对个体的压制和耻辱化（Jones, Crump, & Lloyd, 2012; Liu & Ali, 2005）。有色人种的男性和相对的白色人种相比，遭受了更高几率的HIV，癌症，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他的健康状况（回顾见Jones等，2012）。对于种族偏见的不敏感、种族和性别之间的交互、文化观念和道德观念、移民状态、和社会经济状况都对有色男性以及贫困者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Liu & Concepcion, 2010; Takeuchi, Alegria, Jackson, &Williams, 2007）。举个例子，调查者找到证据说明，暴露在由于贫穷或其他系统性因素导致的慢性压力中，和不良的健康行为直接相关（比如，抽烟、喝酒、使用毒品、暴食），很有可能是贫穷相关的压力的潜在应对机制（Jackson & Knight, 2006）。变性者和性别错位的人往往在获取护理的时候面临着困难（dickey, 2017），包括向医院方揭示自己的性别史时的不适，而这对于他们寻求的护理是非常关键的。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多样性别的人需要导尿，讨论其尿路构造是很重要的。
对于许多人而言，与男性工作的关键在于理解男性气概和很多健康（身体的和心理的）问题以及就这些问题的不乐意求助都有关（Addis &Mahalik, 2003）。Good和Wood（1995）很经典地用双重危险定义了这个难题：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往往最不可能寻求帮助。尽管在美国，就心理健康困扰进行求助是有着很大的公众耻辱印记的（Vogel, Bitman, Hammer, & Wade, 2013），男人往往比女人更觉得羞耻（Vogel,Heimerdinger-Edwards, Hammer, & Hubbard, 2011; Vogel, Wade, & Hackler,2007）。他们更可能不去充分使用身体健康（White & Witty, 2009）和心理健康服务（Addis &Mahalik, 2003），因为看不到这类服务的必要性（Mojtabai等, 2011）。实际上，男性在任何一年或者是他们的整个一生中，都没有女性去咨询的频繁（Addis &Mahalik, 2003; Good & Robertson, 2010;Moller-Leimkuhler, 2002）。不同群体的男性都是如此（Holden, McGregor, Blanks, & Mahaffey, 2012; Good & Wood,1995; Vogel et al., 2011），更有证据表明，有色人种的男性更少去寻求心理援助（Chandra et al., 2009; Hammer et al., 2013）。
实际应用
心理学家致力于教育男生和男人们，看到男性气质意识形态的局限本质，以及男性气质意识形态和健康冒险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心理学家被鼓励去帮助男生和男人们建立对健康有益的行为，比如拒绝避开健康困扰的社会压力，参与自我接纳，形成积极的自我身份，参与预防性的医疗服务，建立健康饮食、睡眠和锻炼的习惯。心理学家致力于理解一些男性对于寻求帮助的勉强，觉察男子气概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影响。举个例子，尽管男性相较于女性更少收到一些特定的心理问题诊断（比如抑郁，焦虑），心理学家发现这些差异可能部分是因为性别角色社会化（Addis, 2008），这影响了男性寻求帮助的行为，影响了他们如何展示自己身体和心理的压力（Cochran & Rabinowitz, 2000）。
心理学家同样致力于帮助男性获取必要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以使用他们社会影响力去提升与他们接触的其他男性的健康行为。对于其他男性的健康行为的认知提供了一个男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信息。因为男性经常隐藏或掩盖抑郁的情绪（Lynch &Kilmartin, 2013; Rabinowitz & Cochran, 2008），比如，许多男性可能相信抑郁是不正常的或者是一种人格缺陷。这些担忧使得我们看到了公众信息活动的重要性，强调抑郁对于男性是一个正常的问题（国家心理健康机构，2008；Rochlen, Whilde, & Hoyer, 2005）。心理学家被鼓励为公众散布信息，以此重新塑造关于男性和心理健康的态度。
为了最好地完成前面提到的男性的健康相关的目标，心理学家认识到跨学科的合作是重要且需要的（Jones等，2012）。健康差异展现了生理以及环境因素之间的复杂交织。因此，接触医药、公共健康和相关健康领域是非常重要的。
指导意见九
张煜宵/译
心理学家致力于建立并发展性别敏感的心理服务。
理论基础
男子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和严重程度与少得不成比例的接受心理服务的男性人数之间存在着差异（Englar-Carlson, 2014）。这暗示着许多男性都不寻求心理帮助，因为这样的服务不符合男子气概文化规范，这些规范将寻求心理和情绪援助等同于羞耻和软弱（Addis &Mahalik, 2003）。当为男性设计相关服务的时候，理解性别规范或许会带来这个人群的更多参与（Mahalik等，2012）。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男子的心理健康困难往往与男性身份有关。例如，一个国家样本发现，非顺性别与被歧视的经历相关（Miller &Grollman, 2015）。跨性别和性少数人群对肯定性照料的获取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于传统男子气概的执着和不愿意寻求心理帮助有关（Yousaf, Popat, & Hunter, 2015）。
研究人员确定了治疗中可能对男性有医源影响的正常做法（Mahalik等，2012）。在这一范围的一端，强调情感的语言，揭示脆弱性，承认依赖需求的临床方法会给采用和坚持传统男性角色的男性造成困难（Rabinowitz & Cochran, 2002; Rochlen& Rabinowitz, 2014）。在这一范围的另一端，治疗师有时会做出有害的假设，认为男性无法表达情绪，是性欲过度的，或好斗的（Mahalik等，2012）。同样，在评估领域，从业者很难诊断抑郁症男孩或男人，因为他们的症状可能不符合传统的DSM标准（Addis, 2008; McDermott et al., 2016）。举个例子，心理学家可能不会把行动化或者外显行为，比如攻击，成瘾，和药物滥用解释成隐蔽的抑郁症（Lynch &Kilmartin, 2013）。然而，一些男性低估心理健康问题的情况并不少见（Paulson & Bazemore, 2010）。规范化的男性人际行为可以，但并不总是，涉及强烈情感的缺失、淡定的情绪表现、以及极少的表达性语言使用，这些使得初级保健医生和其他健康专业人士在男性确实经历抑郁症的时候难以判断（Martin, Neighbor, & Griffith, 2013）。相反，许多男人用外显行为来表达自己，而这其中许多是有问题的（Cochran & Rabinowitz, 2000）。此外，在回应男生有问题的外显行为的时候，比如过度活动、攻击、和药物滥用，专业人员倾向于关注解决缺陷而非优势（Kiselica等，2008）。证据还表明，药物可能依赖于对于男孩的心理干预，特别是在多动症诊断方面（Kapalka, 2008）。
临床医生也可能认为，男子气概对于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而言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然而，内化的异性恋主义大大塑造了男性身份，部分原因是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表现得异型的重要性。例如，同性恋男人把有男子气概的同性恋男人视作比有女性气概的同性恋男人更为惹人喜爱（Skidmore et al., 2006），并且平均而言，希望自己比想象中的更有阳刚之气（Sánchez, Vilain, Westefeld, & Liu, 2010）。这可能导致了同性恋男性对男子气概有格外的觉察，同时也抑制自己的情绪表达（Elder,Morrow, & Brooks, 2015; Haldeman, 2006; Sánchez &Vilain, 2012）。
实际应用
心理学家可以利用从理论工作或临床专业知识中获得的大量基于性别的知识来容纳不同背景的男性客户（Brooks & Good, 2005; Englar-Carlson, Evans, & Duffey, 2014;Englar-Carlson & Stevens, 2006; Kiselica et al., 2008; Pollack &Levant, 1998; Rabinowitz & Cochran, 2002; Rochlen& Rabinowitz, 2014; 完整的与男孩以及男人工作的临床资源列表，见division51.net）。心理学家也可能致力于找出心理服务能够更好地适应男性社会化的方法（Englar-Carlson,2014）。根据预期，心理学家努力纠正错误的关于心理干预的假设，或改变干预的结构，使之与男性客户更加一致（Rochlen& Rabinowitz, 2014）。心理学家还设法增加对特定问题的常规型态的看法（比如，抑郁），培训专业助人者认识到某些问题的自我中心地位（比如，将自己的家庭角色主要视为“供养者”的男性的失业），并创建可替代的、非传统的、和男性社会化更一致的论坛（比如，工作环境中的心理教育课）（Addis &Mahalik, 2003）。
肯定性的伴侣和家庭治疗可以用来帮助家庭系统探讨性别价值观，以及传统男性角色对于性别和性少数个体的影响。临床医生可以在扩大男性规范方面有指导性的作用，以帮助建立一个更加积极、肯定的关系系统，改善性与性别少数人群的心理健康结果（Olson et al., 2016; Ryan et al., 2010）。伴侣和家庭治疗可以促进讨论多重身份如何合作，为什么有些身份比其他身份更突出，以及不同身份在不同空间是如何发生的。
对于男孩和青少年来说，较短的面谈时间、在办公室外的非正式环境（如操场）、指导性的活动、使用幽默和自我披露、以及心理教育团体可能较传统的心理治疗提供了更合适的环境（Kiselica, Englar-Carlson, & Horne, 2008）。心理学家努力为有零星就业、工作调整困难和长期失业史的男性提供支持性咨询和就业指导。这类服务的目的是解决可能导致他们工作或退休过渡问题的个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他们的自尊和心理健康的影响（Herr, Cramer, & Niles, 2003; J.B. James et al., 2016; Romo,Bellamy & Coleman, 2004）。心理学家被鼓励提倡支持和改善青少年男生职业前景的公共政策，尤其是在可能没有那么多职业前景的环境中（比如，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社区）。这些政策可能包括职业发展咨询、学校的发展，以及GED、工作培训、就职安置服务，对象是辍学、或与就业不足或失业作斗争的青少年和成年男性（Romo等，2004）。
心理学家评估到，男生和男人们努力意识到传统男性角色特征使得潜在的心理状态难以被评估。在临床环境中的心理学家被鼓励向男生和男人们询问有关情绪和情感的问题，并且在面对简短的反应时有意愿更全面地去探讨。心理学家还被鼓励去关注自我表达和诱因严重性之间的差异，这可能是许多男性情绪相对不表达的结果（Rabinowitz & Cochran, 2008）。心理学家应用前述性别敏感的评估工具去准确评估男子气概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并学习男性抑郁症（Cochran & Rabinowitz, 2003）和述情障碍（Levant, Hall, Williams, & Hasan, 2009）的具体评估策略。此外，心理学家意识到心理健康污名化和传统男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这或许影响了男性对于传统上污名化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焦虑）的反应。心理学家还努力通过承认和挑战与男性心理健康污名化有关的社会化信息，减少心理健康的羞耻感（比如，男性坚忍、自力更生）。
重要的是，心理学家努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性别自我意识，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拒绝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偏见强加给男性客户（Wisch&Mahalik, 1999）。性别自我意识可能有助于心理学家在通过性别的视角构建心理问题的时候有所意识。举个例子，心理学家可能忽视或轻视男性身上的重要问题（比如抑郁、身体形象问题），因为这些困扰有史以来都是女性关注的焦点。因此，心理学家努力识别许多男性的关系风格，并通过一些方法来适应，有在心理治疗，如咨询、会议、教练或讨论中用其他术语来替代；有更少的使用专有名词；有变得更加的积极和有指令性；有将关系风格与客户的需求相匹配（Englar-Carlson, 2014）。以技术为导向的干预技术（如生物反馈、远程心理健康）也可用于对传统心理治疗方式的亲密性感到不舒适的男性（McDermott, Smith, &Tsan, 2014）。此外，Wester和Lyubelsky（2005）建议对男性使用明确的目标设定和直接的认知干预，以减少不明确并鼓励参与。
指导意见十
张薇/译
心理学家理解并努力通过倡导、预防和教育来改变影响男孩和男人的体制、文化和系统问题。
理论基础
有些男人在社会问题上遇到了制度、文化或制度上的障碍，这已经在男性所占比例过高的社会问题中得到证实。例如，影响男孩和男人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美国的高监禁率。从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2014年获得的数据揭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例如，到目前为止，男性占联邦监狱所有成年人的93%，尽管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男性分别占总人口的7%和8%左右，但他们占联邦监狱总人口的37%和34%。美国原住民男性的入狱率是白人男性的4倍多。这些种族、民族和性别差异可能是种族、民族和性别歧视的结果。事实上，与白人和高收入男性相比，非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以及低收入男性更容易被执法部门拘留（宪法权利中心，2013）
此外，有色人种男性获得戒毒治疗的机会也更少，这是刑事司法系统中种族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60%以上的联邦囚犯因毒品犯罪而入狱(联邦监狱管理局，2014)。因此，非裔美国男性因毒品犯罪(如持有大麻或可卡因)入狱的可能性是白人男性的许多倍(Felner, 2009)，尽管他们不太可能吸食非法毒品(Wu, Woody, Yang, Pan, & Blazer, 2011)。另一个由于社会和政治影响而受到关注的人群是非法移民的男孩和男子，他们在联邦拘留设施中占比例过高(Carlson & Gallagher, 2015)。对于这些男性来说，会遇到很多心理、家庭、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危险因素，离开自己的社区，在移民或偷渡过程中会遭受身体和心理创伤的可能，还有在拘留中心碰到无法预料到的情况和不安全问题等多种情况同时发生，往往会对他们的寿命发展产生负面影响(Arbonaet al.,2014;Henderson, & Bailey, 2013; McLeigh,2010; Suarez-Orozco et al., 2011)。这种制度上的不平等对少数男性的心理和生理有着深远的影响(Jones et al.，2012)。
另一个与男孩和男人不成比例相关的方面是暴力。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所有种族的男性，尤其处在青春期，成为暴力受害者或施暴者的风险都在增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0年的报告称，暴力是15岁至24岁人群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来自各州和全国青少年行为调查的报告显示，年轻男性比年轻女性更容易做出严重的攻击性行为。例如，国家青少年风险行为调查(Eaton et al.，2012)的结果显示，青春期的男孩比青春期的女孩更有可能携带枪支上学。调查人员也注意到近三十年来，几乎所有的校园枪击犯都是青少年男性，(Kalish& Kimmel,2010; Kaufman, Hall, & Zagura,2012; Kimmel & Mahler, 2003)。对于成年人而言，国家犯罪受害者中心2013年的估算，在美国的所有凶杀案中，90%是成年男性凶手，而成年男性占所有凶案受害者的77%。州和地方的数据也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被逮捕和指控为亲密关系中的施暴者(Hamby, 2014)。
虽然大多数的施暴者是男人，但大多数男人并不暴力。因此，男人通常被定性为好斗和暴力。这些刻板印象会对异性恋男性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他们在与女性伴侣的亲密关系中会遭受来自女性的施暴。一般来说，尽管施暴的女性可能比施暴的男性对身体造成的伤害要少(Archer, 2000)，但来自女性的身体攻击已经被证明会给男性带来无数的心理问题(Randle & Graham, 2011)。此外，亲密伴侣中受暴的男性受害者(Randle & Graham, 2011)在寻求帮助方面经历了巨大的障碍，因为家庭暴力体制历来侧重于帮助受虐妇女(Douglas & Hines, 2011)。同样，遭受过女性或男性性虐待的男性在寻求帮助时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个人和职业的困扰(Allen, Ridgeway，& Swan, 2015)。
固定住所也是性别歧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报告显示，20%的变性者经历过居住歧视，另外20%经历过无家可归，10%的变性者在其一生的某个阶段曾因性别认同而被驱逐(国家跨性别平等中心，2015b)。研究表明，有固定住所带来更好的健康状况，包括减少有风险的性关系(Sevelius, Reznick, Hart, &Schwartz, 2009)，减少静脉吸毒(Fletcher,Kisler, & Reback, 2014)，以及降低自杀的几率(Marshallet al., 2016)。
应用
心理学家们努力向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传达研究成果，提出公共卫生政策以及为研究、预防和干预所提供支持，从而提高男孩，男性，以及他们的家庭的生活。例如，心理学家努力支持公共政策倡议，以减轻与监禁相关的问题，如囚犯的人道主义待遇、获得戒毒治疗和其他康复、工作培训、无障碍住房以及被监禁的其他选择。同样，心理学家的目标是认识到男性暴力影响到每个人(男人和女人)，同时，男性也可以是遭受来自女性施暴的受害者。
心理学家还努力在公共卫生官员、其他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和决策者中提高对与男孩和男性暴力和问题行为相关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实践的影响的认识。与公共卫生官员合作，传播关于男子气概的僵化观念的破坏性方面的信息，可能导致纳入对性别敏感的男孩和男子公共卫生倡议。心理学家也被鼓励提倡为针对男孩和男性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这些研究特别关注被忽视的研究领域，例如在影响男孩和男性的社会问题方面，将男性气概与其他基于社会身份的经验(如种族主义、能力、社会经济地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事实上，尽管监狱系统中因暴力犯罪而入狱的有色人种男性比例过高，但大多数流行的暴力和侵犯理论都没有考虑到男性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和种族经历(Kilmartin & McDermott, 2015)。这类研究可能关注性别少数民族多元文化身份的复杂性(APA, 2015;(Singh, Hwahng, Chang，& White, 2017)，并为那些面临多层压迫的人提供心理健康结果的见解(Budge et al.，2016)。
截止时间声明
本文件将于10年后即2028年作为APA政策到期。关于2018年男孩和男性心理训练指导方针的地址为：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actice Directorate,750 First Street, NE,Washington,20002-4242
鸣谢
Guidelinesfor Psychological Practice for Boys and Men was developed by several groups ofindividuals beginning in 2005 and continuing with updates and revisions through2018. The final draft was compiled and updated by Fredric Rabinowitz, MattEnglar-Carlson, Ryon McDermott, Christopher Liang, and Matthew Kridel, withassistance from Christopher Kilmartin, Ronald Levant, Mark Kiselica, NathanBooth, Nicholas Borgogna, and April Berry. Guidelines recommendations andselected literature were determined with the assistance and expertise ofseveral scholars: Michael Addis, Larry Beer, Matt Englar-Carlson, Sam Cochran,lore m. dickey, William B. Elder, Anderson J. Franklin, Glenn Good, Michele Harway,Denise Hines, Andy Horne, Anthony Isacco, Chris Kilmartin, Mark Kiselica, Ron Levant,Christopher Liang, William Liu, David Lisak, James Mahalik, Ryon McDermott, MichaelMobley, Roberta Nutt, James O’Neil, Wizdom Powell,Fredric Rabinowitz, Aaron
Rochlen,Jonathan Schwartz, Andrew Smiler, Warren Spielberg, Mark Stevens, Stephen Wester,and Joel Wong. The authors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APA staff support for severalyear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Ron Palomares.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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