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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荐文：美国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识别与韧性操作逻辑

泰然健康网
2024-12-22 11:16

美国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识别与韧性操作逻辑

阙天舒，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安全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智慧警务与国家安全风险治理重点实验室兼职研究员；

闫姗姗，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4期；国际安全研究ISS

从2018年开始，美国在贸易、科技、人文与教育等诸多领域逐步启动对华“脱钩”，通过切断中美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往来，旨在降低其对华依赖并遏制中国发展。但自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提出对华“去风险”以来，美国不仅与欧盟在该概念措辞上逐步趋于一致，还在尝试用“去风险”概念取代“脱钩”一词，构建新制华战略。随着全球产业政策调整与国家间竞合局势的变化，关键矿产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意义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美国多次提及关键矿产供应中的对外依赖，认为其关键矿产安全存在极大脆弱性，并以“去风险”为借口，积极调整与关键矿产相关的战略和政策，围绕镍、钴、锂、锌、锡等关键矿产，寻求与资源丰富国家达成保供协议，以此搭建具有韧性的排华关键矿产全球供应链格局。

从表面看，美国深刻认识到本国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即关键矿产供应中的严重对外依赖尤其是对华依赖状况，并将此视为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美国以上行为的目的都在于降低其脆弱性，打造具有韧性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以确保本国安全与生存。但实际上，美国仅是将韧性视为其掌控供应链与相关产业链、价值链，“恢复”美国在全球绝对领导力的借口。这种降低资源安全脆弱性、增强资源安全韧性以维护国家安全的生存叙事与巩固美国霸权和绝对领导地位的权力叙事，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美国的关键矿产安全战略。详细分析这种双重叙事及其背后的逻辑与影响，既能在理论上重新理解关键矿产安全的内涵，又有助于优化全球关键矿产供应格局、强化全球安全韧性，也为中国应对美国的系列遏制行为提供借鉴参考。

一、理论基础与既有研究评述

脆弱性和韧性本是研究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并从其中恢复的概念，但作为一组强调内外部压力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概念，其在资源安全领域也有着极强适应性，可用于评估关键矿产安全，包括对各种要素的耐受度以及遭遇干扰后的自我修复和持续运作能力。

（一）对关键矿产安全的解析

矿产资源作为不可再生的、战略性国家资源，其相关产业可对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产生重要辐射作用。矿产资源安全尤其是关键矿产安全更是对国民经济与国防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既有研究对资源安全没有统一的定义，但皆认同某一主体可以及时、稳定地获取或拥有可持续的资源的状态，即资源的稳定供应。一国关键矿产的供应来源可分为进口与自主开采两种类型，二者往往存在相对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总是通过提高自主供应占比减少对进口资源的依赖，以增强本国的关键矿产安全。同时，节约、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及寻找替代品也属于增强本国关键矿产安全的间接方法。

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地缘政治竞争及由此带来的国家间关系变化对关键矿产安全的影响。例如，达图·布永·阿古斯迪纳塔（Datu Buyung Agusdinata）等人指出，电动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导致各国对镍、锂、钴、锰和稀土等关键矿产需求激增，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确保关键矿产供应的竞赛。因担心由此引发资源民族主义继而出现断供风险，许多国家开始增加关键矿产的国内开采量。因此，国内储量或潜在储量的多少以及关键矿产交易稳定或易变、交易行为是否公平等，也都是影响关键矿产安全的要素。

一些研究还关注了关键矿产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因为开采活动会改变自然环境、破坏生态系统、影响当地民众生活等，从而导致正常开采活动受限，关键矿产的持续开发和供应也难以保障。而这些负面效应可能引发公众对关键矿产开发的反对，从而降低本国关键矿产供应的效率。采矿业是最大的环境污染者之一，对此，丹尼尔·弗兰克斯（Daniel Franks）和塔马·科恩（Tamar Cohen）指出，矿产行业的技术创新必须由提高环境、安全和效率等标准的需求来驱动。然而，彼得·菲巴恩（Peter Viebahn）等人强调，即使一国矿产资源的供应预计能够基本满足需求，但关键矿产安全仍可能受到技术的影响，开发技术的创新性不足和替代产品技术落后等仍会左右本国开采矿产或替代品的速度。窦世权和徐德义认为，关键矿产安全不是矿石供应多样化和持续的单一问题，而是一个全面的供应、技术、政治和贸易竞争，需要培养一种“全链条”的思维方式。通过整理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当今全球化正在以难以逆转的趋势向前推进，使得各类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和配置，全球产业变革和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关键矿产安全的核心便在于资源供应的安全，即供应链的稳定。国家关键矿产安全的影响可参见图1。

（二）对关键矿产安全脆弱性与韧性的考察

“脆弱”常被解读为“易受到威胁”或“易受伤害”，“脆弱性”意指对潜在威胁或伤害的敏感性。在资源安全意味着“确保稳定供应”的情况下，资源安全脆弱性便可理解为一种资源稳定供应的状态易受到冲击的程度。袁佳等在其关于全球可再生能源供应的研究中将脆弱性理解为“资源稀缺、分布集中、垄断限制等因素导致的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不稳定”。维克多·克诺布洛赫（Viktor Knobloch）等认为，脆弱性表明了国家资源供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潜在供应变化的影响，并且无法应对这种变化。克里斯托夫·黑尔比希（Christoph Helbig）对原材料脆弱性的定义可能更为全面，即由资源稀缺、国际市场竞争加剧或政策干预等因素导致的原材料获取受限，进而引发的不可预见的损失及对正常运营活动的潜在冲击。因此，结合关键矿产安全与脆弱性的相关研究，本文将关键矿产安全脆弱性界定为，受到资源稀缺、供应链复杂性、地理分布集中度以及政治、经济和技术因素等多方面影响，关键矿产供应容易受到冲击或威胁的状态。储量少、来源单一、开发速度慢、交易易变、恶性竞争、易破坏环境与引起公众反对等皆是脆弱性的具体表现。而为摆脱脆弱性，许多国家会诉诸韧性，以确保本国资源安全。

“韧性”（Resilience）原义是指生态系统在遭受某种外界扰动后恢复原有状态的能力，引申到关键矿产安全层面，便被本杰明·斯普雷彻（Benjamin Sprecher）解读为一国关键矿产供应系统面对供应中断或价格波动时的恢复力和适应力，包括供应来源多样化、较大库存储备、改进材料性能、存在替代品等皆被列为影响韧性的要素。之后，纳比尔·曼切里（Nabeel A. Mancheri）和苏珊·范登·布林克（Susan van den Brink）等在分别研究钽和锑供应的韧性机制时均沿用了斯普雷彻的分析框架。也有一些学者虽未提及韧性，却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凯莉·巴比特（Callie Babbitt）等学者发现，分散关键矿产供应来源对于解决供应问题至关重要。乔迪·李（Jordy Lee）和布鲁尼尔德·维里尔（Brunilde Verrier）等探究了其他解决关键矿产供应安全问题的方法，包括全球合作与协调，如制定国际标准、数据共享和促进可持续实践，以及跨学科和协作研究，强调系统思维，确保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等。萨利姆·阿里（Saleem Ali）等更是明确指出要建立全球层面的治理体系来维护全球关键矿产网络，以弥补韧性赤字。中国学者虽大多并未过多强调和解读韧性，但基本立足于全球角度分析关键矿产稳定供应的意义。例如，于宏源综合分析了关键矿产领域大国竞合态势的分化，指出战略性供应链断裂、资源民族主义抬头、治理体系碎片化、阵营化等现有困境，并为中国如何兼顾本国与他国安全诉求，平衡彼此发展需要给出了建议。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借鉴美西方国家关键矿产安全战略，为中国确保关键矿产安全与促进国际关键矿产产业发展等提出了建议。本文将关键矿产安全韧性界定为，在面对外部扰动时，关键矿产供应系统适应与恢复的能力。储量多、来源多元、开发速度快、交易稳定、良性竞争、对环境友好且公众支持以及其他主体的协同等皆是韧性的具体表现。这种韧性并非仅是脆弱性的对立面，它体现出一种兼顾和平衡安全与发展的思维，涵盖了关键矿产安全领域发展的方向。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与韧性解析参见图2。

二、美国关键矿产安全的生存叙事与权力叙事

美国对本国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认知由来已久，还将其与美国国家安全直接挂钩，但是美国对关键矿产安全的韧性认知却是自特朗普上任以来才被多次提及。尽管对脆弱性的焦虑和对韧性的坚持长期被美国描述为是其安全与生存的需要，但其对权力和地位的追求却一直贯穿其中。

（一）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识别

作为全球领先的工业与技术大国，美国早已警觉到其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严重的对外依赖不仅揭示了美国经济支柱产业易受冲击的脆弱性，更引发了美国对其在全球竞争格局中战略自主性的深度忧虑。这使其在强调本国关键矿产安全脆弱性的同时，也表现出严重的对外遏制倾向。

1、对外依赖焦虑驱动下的风险评估

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认识到，其经济和国家安全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矿产基础上，且国内没有足够的非燃料矿产供应来维持其经济。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数据，1980年，美国20多种主要非燃料矿产中一半以上都需依赖进口，之后这一数量又有所增加。为明晰美国非燃料矿产风险，减少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2008年，由美国地质调查局主要资助的国家研究委员会制定了一个“临界矩阵”，将供应风险与使用重要性相结合，确定了哪些矿产商品对于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性。美国认为，中国在2010年对稀土元素一类矿产实施出口配额的举措，引发了各国对稀土元素和其他国防、能源技术和电子行业所需原材料和金属的潜在供应风险以及供应链脆弱性的关注。美国认为“中国几乎垄断了全球稀土元素供应的控制权”，进而提出并审议部分法案，旨在解决稀土供应的潜在供应风险和脆弱性，并促进国内稀土矿开发。2010年之后，美国便着重将各种政策问题，包括“是否需要建立国内供应链来应对潜在的供应风险”，以及“在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的稀土元素替代供应链是否能够提供可靠且较低风险的稀土元素获取途径”等纳入其政策考量。更重要的是，美国意识到仅仅在中国以外提供上游供应远远不够，美国对于稀土元素和对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其他矿物质的可获得性，以及整个供应链的可访问性和可靠性也存在问题。由于矿产的供应链包括生产、加工、运输和分销这些矿产资源从源头到最终用户所涉及的复杂过程和活动网络，因此对资源安全的担忧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国家已将关键矿产的安全战略从上游资源获取扩展到整个供应链。

2、自主供应需求驱动下的国内行动

稀土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对关键矿产安全的关注不断加深，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强化国内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自2010年起，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设立了关键和战略矿产供应链小组委员会（CSMSC），集合12个联邦机构的力量，旨在统筹关键材料相关政策，识别潜在供应风险并提出对策。这一小组委员会在后续的关键矿产政策制定和行动中扮演了参与和协调的角色。

2013年，美国通过了《2013年国家战略和关键矿产生产法案》，该法案明确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工业化推动了对非燃料矿产商品的需求，引发了资源民族主义，而美国对国外矿产资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要“更有效地开发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以及制造业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和关键意义的国内矿产资源”。同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了一项有关美国关键矿产资源分析的详细报告，后又在2017年的更新报告中明确指出了23种矿产对于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揭示了一个严峻事实，即这23种关键矿产中有高达20种矿产在美国本土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完全依赖于国外进口。这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强化关键矿产安全保障政策以及国内资源开发的紧迫性。

3、国家安全担忧驱动下的对外遏制

2017年12月20日，特朗普签署第13817号行政命令，要求内政部长确定关键矿产并制定政策，以减少国家对关键矿产供应中断的脆弱性。2018年5月，美国内政部公布了一份涵盖35种关键矿产的清单，其中31种矿产依赖进口（进口量超过年消费量的50%），且14种尚未在美国本土开采或提炼。为解决美国对外国对手关键矿产的加工或原始形态的高度依赖所带来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风险，2020年9月30日，特朗普签署第13953号行政命令，要求内政部长与其他机构负责人每180天评估并报告这种依赖造成的威胁，提出应对措施。这两份行政命令表明美国已正式将关键矿产供应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着手构建一套旨在减少对外部矿产资源依赖的政策框架。此后，美国政府的政策、报告和专家意见普遍强调了对外部供应商尤其是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可能存在的“垄断地位”或“限制性行为”，认为给美国资源安全及其供应链带来了显著风险。

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思路，其签署的第14017号行政令强调采用全政府视角系统评估关键供应链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美国对关键矿产供应多元化和本土化生产的紧迫需求。拜登政府之后陆续发布的供应链评估报告等内容皆着重强调美国大部分关键矿产的供应都依赖于历史上与美国竞争的国家。此外，下游矿产加工的对华依赖也被美国视为是一种脆弱性。两党政策中心提供的《确保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的框架》认为，“中国控制着全球90%的关键矿物加工能力，美国在某些原材料（如石墨和稀土元素）上严重依赖中国，但在几乎所有矿物的加工上对中国的依赖更为极端。即使是在美国开采的关键矿物，也经常出口到中国进行加工，然后返回国内使用”。

（二）关键矿产安全的韧性诉求

美国虽然在关键矿产安全相关的政策中有对韧性的描述，但却很少对韧性概念进行切实和具体的解读，似乎多样化且稳定的供应来源成为美国政府增强韧性的主要理解。这种韧性诉求既体现了美国降低关键矿产安全脆弱性的迫切需要，又隐约透露出其在国际竞争中维护霸权和强化地位的战略考量。

1、摆脱脆弱性需求驱动下的韧性建设

美国虽然早已意识到本国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的脆弱性，且采取系列措施把控和减少风险，但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官方政策文本与民间文章中才开始频繁提及“韧性”一词，并将“加强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等用语作为文件重点。例如，特朗普于2017年7月21日发布的第13806号行政命令《评估和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以及供应链韧性》，旨在引导美国内政部门评估国防、情报、国土、经济、自然、地缘政治或其他突发事件的风险，以及面对这些风险时，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与相关供应链能够支持国家安全需求的韧性与能力。尽管此份文件并未突出“关键矿产”及其供应链韧性，但制造业与国防工业本就与关键矿产资源息息相关。

之后的第13817号和第13953号行政命令虽未提及“韧性”，但其策略却是以“减少脆弱性、增强韧性”为目标，二者亦是对第13806号行政命令的细化，前者提出要确定关键矿物的新来源，评估开发关键矿物回收和后处理技术以及关键矿物的技术替代品的进展情况，并通过与盟友和伙伴进行投资和贸易来选择获取和开发关键矿产；后者主张通过扩大国内采矿业，授权《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简化国内矿山的建设，同时优先考虑在安全供应链中扩大和保护矿产，以确保国内能够可靠地获得关键性和战略性的矿产，努力迅速解决国家关键矿产的紧缺情况，减少美国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2020年年底，美国推出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则是对此前三项行政命令政策的有力回应，要求国防部提交关于关键矿产和金属供应链脆弱性的报告，提倡激励国内国防工业基地强化加工与生产能力，自行提炼战略矿产和金属，彻底摆脱对外部战略矿产供应的依赖。所以，美国增强关键矿产安全韧性的主要策略集中于加大本土开发力度、依托盟友实现供应多元化，以及积极研发新技术和替代材料等方面。

2、确保安全需求驱动下的“利己”行动深化

拜登政府延续并强化了特朗普政府关于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的政策，于2021年6月组建了一个由商务部、交通部和农业部三位部长联合领导的供应链中断工作组，旨在解决短期供应链断裂问题，逐步稳固美国的关键矿产供应。2022年2月，拜登政府推出名为“2022年振兴美国制造业和确保关键供应链”的战略计划，明确提出美国应避免对国外单一来源的关键矿物形成过度依赖，为此政府计划扩大国内稀土资源的加工能力，强化国防储备体系，并着手修订采矿法规以保证可持续性和负责任的开采，同时倡议对过时的采矿法律进行全面修订。美国政府在倡导提升国内生产和循环利用的同时，还着重强调通过深化与盟国及伙伴国的贸易关系降低关键矿产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实际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展开了与众多伙伴在关键矿产采购和管理上的合作。例如，美国地质调查局与其他国家地质调查部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此为基础共同开展专题研究。这些谅解备忘录促进了多项跨国合作项目。比如，美国与澳大利亚围绕矿产信息交流和资源评估保持持续对话；美国能源部引领美国在与欧盟和日本组成的关键材料三方研发小组中展开对话，旨在实现供应多元化、开发替代品、优化回收利用，并进行分析。相较上一阶段，美国在关键矿产开采中更注重通过立法手段确保开采活动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但其强化韧性的举措中也掺杂了更多“利己”因素，构建“小圈子”的雏形已经显现。

3、权力竞争驱动下的韧性认知偏差

从美国提及的韧性政策与行动可以看出，其并不存在对韧性的充分理解与阐释，反而简单地将“建设韧性供应链”等口号式话语视为控制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工具并进行操作，以谋求美国的绝对领导地位；而削弱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主动权，遏制中国相对崛起或许是美国韧性诉求的重中之重。例如，2010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正常贸易举措与同年因日本扣押中国公民而中止对日稀土出口的正当行为，却被美国认为是中国利用本国在稀土资源供应中的“主导地位”谋求政治利益。这种认知或许是导致美国深陷资源安全危机，且在近几年多次提及稀土事件的主要原因。在2023年的一份报告中，美国甚至将确保本国关键矿产安全的战略确定为采取全政府方法，将跨学科的联邦机构与国家和地区合作伙伴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联合起来，使国际供应链多样化，确保中国不会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打击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对“韧性”的模糊与简化以及对以中国为主的“对手”的刻意强调与抹黑，体现出美国虽一直呈现出减少本国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以及加强供应链韧性建设的生存目的，但也暴露出其遏制他国、为霸权服务的权力意图。

（三）美国关键矿产安全双重叙事的扩散

随着对中国在关键矿产供应上“主导”地位的警惕上升，美国在关键矿产安全领域对脆弱性和韧性的关注逐渐延伸至技术和军事领域，其对生存与权力的双重叙事也在技术安全与军事安全的强调中不断显现。

1、与关键矿产相关的技术安全脆弱性与韧性认知

关键矿产是许多现代技术的基石，涉及各种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例如，稀土被广泛应用于电子、通信、医疗设备等领域，可用于液晶屏幕、手机、平板电脑、电子芯片和磁性材料等的研发制造；锂和钴是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关键矿产资源，锂离子电池是电动汽车、便携式电子设备和储能系统的主要能量存储设备，而钴是锂离子电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关键矿产资源的脆弱性，包括在资源供应与加工上的对外依赖就意味着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受限。

美国对此有着深切认知。尤其是随着世界向清洁能源经济过渡，全球对锂、镍、钴及稀土等关键矿物的需求将猛增400%—600%，而对电动汽车电池所需锂和石墨等矿物的需求增长率更是有望达到4000%。但鉴于美国在关键矿产资源上的高度对外依赖尤其是对华依赖，美国认为中国正运用国家战略手段限制关键矿产和原材料的全球流通，意在凭借资源优势强化对先进、高效清洁能源技术的市场控制力。因为一旦中国收紧对关键矿产的出口配额，导致相关元素的价格上涨，美国制造商采购生产所需原材料的能力便会受限，造成某些技术的短缺，这也让深陷安全焦虑的美国难以接受。同时，美国在关键矿产的加工和精炼环节也存在对华依赖。例如中国在全球有16家钽加工厂，美国仅有一家，其生产力明显不足。美国大量的中间产品和成品零部件，如用于电容器和其他关键组件的金属和粉末，均由中国加工生产，并最终供应至美国的摩托罗拉、苹果、戴尔等大型消费品制造商。美国认为其不仅在制造业层面丧失了部分产能，而且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也因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过度依赖而受损。这种依赖性暴露了美国技术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凸显了重构安全、稳定、多样化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以维护国家科技主权和国际竞争力的紧迫性与战略价值。

不仅是关键矿产的集中生产和加工使美国技术存在脆弱性，中国对海外矿业资产的收购也被美国视为影响其关键矿产安全的一大变数。例如截至2020年，刚果民主共和国19个最大的钴生产矿山中有15个全部或部分由中国公司提供资金。尽管中国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都没有对采矿业拥有如此“主导的控制权”，但中国与关键矿产资源相关的海外资产的增长还是让美国深感焦虑。此外，随着各种下游制造商越来越有兴趣通过承购协议或通过上游生产的直接所有权股份来锁定供应，海外资产的所有权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获得国内生产清洁能源技术所需的矿产供应和稳定价格。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举措被美国视为中国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和增加影响力的手段。

为应对以上“威胁”，2022年8月，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通过财政激励手段吸引全球企业在美国本土投资关键矿产的加工、精炼和回收设施，旨在重塑关键矿产供应链，减少对中国主导供应链的依赖。2023年，美国能源部“关键材料评估”中再次对能源技术作出解释，将其描述为“符合美国关键矿物和材料的愿景和战略的”、属于“美国确保供应链安全以实现强劲清洁能源转型战略一部分”的“清洁能源”技术，这表明美国政府进一步深化了关键矿产与清洁能源技术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联系，既要巩固美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和领导地位，也为其推行技术保护主义做好铺垫。美国对关键矿产安全的追求，本质上包含了对技术自主性与全球领导力的诉求。在此过程中，美国必须改进遏制中国的行为，识别威胁和漏洞并保护尖端技术，不断强化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技术开发，以期在关键物品和材料领域保持领先地位，从而实现其技术安全与全球领导地位的“再平衡”。

2、关键矿产和技术涉及的军事安全脆弱性与韧性认知

关键矿产的战略重要性体现在其对军事装备制造与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撑作用。美国对关键矿产的对外依赖构成了其国防战略中的结构性脆弱性，可能导致其关键时刻的战略行动受制于他国供应。鉴于武装力量对关键矿产的极高消耗率以及其关乎国家安全与应急响应的战略储备属性，美国政府尤为注重通过稳定的矿产供应维护军队的技术优势与战备状态。在美国近年来特别是自拜登上任以来与关键矿产相关的官方政策文件中，国防部的角色愈发凸显。美国国防部的职责不仅限于确保武装部队在冲突状态下迅速获取关键资源与战术优势，还包括通过强化国内矿产资源开发能力，加强与盟国和伙伴国在军备供应链上的协作，以抵御潜在的供应链对抗性影响。实现这一使命则需要一个健康的国防工业基地，这需要建立在有韧性、多样化和安全的供应链之上。为此，美国认为应调整关键矿产战略的优先事项和应对能力，探索现代化的增强供应链韧性的方法，确保国防部在动态的威胁环境中增强准备能力，为美国的作战人员提供决定性优势。

为实现以上目标，美国国防部专注于关键矿产的战略布局，特别是通过国防后勤局确立了一份详尽的“感兴趣材料”清单，涵盖了2022年认定的50种关键矿产中的45种，以及其他17种虽未正式归类为关键矿产、但对国防工业至关重要的原料，如硼、铜、铅和钼等。美国国防部认为，本国国防产业在海上采矿和矿物加工环节对外依赖度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这些环节中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掌握在中国手中，这无疑使其更加焦虑。同样，美国陆军提高远程火力精确度所需的M30A1火箭弹以及空军用以强化装备的F-35战斗机等，皆需要大量钛、钨和锰等严重依赖外国进口的关键材料。在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确定的至少12种对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矿物中，美国对10种矿物的净进口依赖度超过50%。埃里克·范宁（Eric Fanning）提醒道，“美国在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取决于安全和有韧性的供应链，特别是用于生产尖端飞机技术的关键矿产”，“必须充分重视并优先满足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在矿产需求方面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积极强化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布局，以确保关键矿产的稳定获取，这对于维护美国的竞争优势和有效应对全球安全威胁至关重要”。

（四）美国关键矿产安全双重叙事的融合

关键矿产安全不只与清洁能源转型、技术领先地位、军事与国防安全等密切相关，还涉及经济安全等其他重要主题，但包括清洁技术在内的各种高新技术的领先地位和军事与国防安全是美国双重叙事扩散的最突出、链接性最明显的领域，概因围绕现代化智能技术变革与清洁能源转型进程的竞争已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焦点。在本文中，美国对技术安全和领先地位的坚持与其是其对关键矿产安全双重叙事的扩散，毋宁说是将后者视为前者的延伸，二者并非单向的流动关系（参见图3）。

对关键矿产安全与技术领先地位的重视并不是美国强化国防与军事安全的唯一原因，在历史上，即使是在全球占据绝对力量优势的情况下，美国也在不断提升军事力量，始终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的中国是其进行军事扩张的惯用借口。所以，美国在关键矿产安全以及相关领域的策略远不止于简单的生存叙事，而是深深植根于维护和扩张其全球权力与利益的框架之中。生存叙事或许能解释美国对关键矿产安全脆弱性和韧性的初始警觉，但随着认知的深入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行为更准确地体现了权力叙事的特征。这种权力叙事不仅关注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稳定的基本生存需求，还关乎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保持并巩固其主导地位，特别是在面对中国等新兴竞争对手时的策略布局（参见表1）。

美国权力叙事融合生存叙事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安全的担忧与彼此间的竞争普遍存在且难以避免，美国自诩为二战以来塑造全球经济秩序的领导者以及冷战结束至今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主导性国家”，更是无法摆脱对国家安全的焦虑和自身地位相对下降的困扰。在与先进科技和国防基础密切相关的关键矿产资源领域，美国难以容忍因自身供给不足和存在严重对外依赖而对国家安全带来风险，更不能接受这种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长期被其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所“掌控”的。对于美国来说，由关键矿产安全脆弱性引发的国家安全焦虑已成为其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借口，国家确保其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直至成为霸主并维持霸权是大国的永恒信念。在这种激进的权力叙事下，美国一直强调追求韧性却并不存在对韧性的清晰解读，而是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脆弱性的对立面，只关注本国权力和地位的“恢复”。因此，生存叙事也会成为权力叙事的一部分，安全不再是国家的目标而是国家获取权力的手段，摆脱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和追求韧性，便成为美国施行霸权和扩张的工具甚至是武器。

三、美国关键矿产安全战略的调整

基于关键矿产对国家安全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意义，美国的关键矿产安全战略长期聚焦多样化供给、替代品研发、回收和再利用三大领域，确保美国关键矿产安全。但随着关键矿产与其他领域的加快融合以及美国相对地位的下降，美国的权力叙事也愈发明显，其关键矿产安全战略有了新的调整，反映了美国在战略竞争中主导性、控制性与排他性的增强。

（一）以资源评估扩大化和政治化为手段强化战略导向

2010—2022年，美国认定的关键矿产范畴逐步扩大，关键矿产种类由14种增加至50种，所涉范围也由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细化至“美国沿海地区的社区韧性、海岸恢复和生态可持续性与支撑国内制造业、农业、住房、电信、医疗保健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随着美国对关键矿产的评估延展至整个产业链条，其中涉及的关键矿产背后的技术竞争与政治角力已成为衡量其清单构成及权重的重要考量。例如，在2020年《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中，美国明确提出应当借鉴风险管控方法，评估关键技术和处于早期研发阶段的新兴技术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从而巩固美国在全球高新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

在2022年美国更新的关键矿产名录中，关键矿产种类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采取了更为精细的战略，将稀土元素和铂族元素独立列出，而非笼统归入一个“矿物组合”类别。此举实质上赋予美国实施更为精细化且目标明确的贸易保护措施的能力，旨在有效制约竞争对手的发展。步入2023年，美国更是推出全面详尽的“关键材料评估”，不仅覆盖多种关键矿产资源，而且重点关注了那些被确认为阻碍清洁能源部署的关键工程材料。面对全球材料和技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态势，这份评估报告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审视并维护美国的国内利益需求。对于2022年度评估中标识的每一种关键矿产材料，美国能源部正着手制定一套具有针对性的综合方案，以应对特定材料的风险。这些综合战略既可能包含强化美国国内关键材料供应的系列举措，也不排除对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采取经济制裁或是政治干预的可能性。美国的安全观念尤其是国家安全观，深深烙印着“美国优先”的强权逻辑，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美国内部问题被相对弱化，而对外部威胁的认知边界却被无限放大，因此其他国家的诸多政治、经济行为都有可能被美国视为对其安全构成威胁。这种观念在美国对关键矿产与材料评估的过程中愈发鲜明地体现出来。

（二）以多元手段加快产业政策落地并确保美国控制权

美国过去约50年的关键矿产政策被认为普遍缺乏紧迫性、影响力和协调性，与此同时，中国等“竞争对手”采取的“激进行动”更使得美国陷入充满挑战和脆弱性的境地。特朗普政府系列命令的出现意味着美国关键矿产安全政策逐渐转向务实、果断和快速落地。而美国始终将确保国内供应视为保障关键矿产安全的基础举措。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通过行政、经济与立法等多元且相互交叉的手段来推进国内矿产产能的提升和产业链的完善。在审查阶段，因将关键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或控制权转移给外国投资者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政府便要求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交易环节与交易对象时，关注与美国政府的供应关系以及特定供应链中外国人所有权或控制权的集中度等，以评估其将如何影响美国关键供应链的韧性。在矿产开采阶段，美国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新的关键材料小组委员会，以协调联邦政府在关键材料研究和对环境负责开发方面的努力，涵盖可持续矿物开采和加工的研发和投资、国家关键矿产劳动力以及矿物回收和替代工作等方面的建议工作。此外，2023年，根据《两党基础设施法》，美国投入35亿美元鼓励国内生产先进电池和电池材料以支持固定式储能和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技术，并提供了3 000万美元资金冲抵美国本土煤基资源中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的生产成本。

尽管美国一直强调实施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减弱关键矿产供应中断的脆弱性，打造韧性供应链，确保美国国家与经济安全，但也有学者指出，美国产业政策推进如此之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担忧，因为中国的产业政策体系会使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在关键技术的研发方面……中国已经开始超过美国，直接承担了对美国创新以及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关键矿产有关的产业政策与其以往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关于推进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创新以实现可持续、安全和可靠的美国生物经济的行政命令》等产业政策一脉相承，进一步强化了中美“脱钩”的广度和烈度，旨在通过强化产业经济的政治属性来促进“美国优先”，并对中国构成战略遏制。此类政策以国家意志直接引导市场，促使国际企业和市场在地缘政治分野中作出抉择，能够吸引资本、技术和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从而巩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

（三）以“去风险化”伙伴关系加剧价值链安全博弈

2019年以来，美国着力强化关键矿产领域内的国际合作架构，特别是在稀土、锂等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方面构建了一个排除中国的紧密网络。例如，美国发起并同加拿大、刚果民主共和国、阿根廷等国签署了《能源资源治理倡议》，意图在资源丰富的国家之间打造一套基于“负责任且有韧性”的供应链体系，结成“关键矿产同盟”，以实现清洁能源资源与技术供应独立于中国的目标。此后，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达成关键矿产供给合作的具体协议，力图稳固盟友对美关键矿产的持续供应，削弱中国在供应链中的影响力。2024年，美国加强了与非洲、中亚等地区资源丰富国家的合作，并增加对南非斯班—静水（Sibanye-Stillwater）等矿业公司的投资，以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

在当前国际竞争日益聚焦于产品标准、规范制定等软实力领域的大背景下，拜登政府积极推动构建基于“美国领导力”的全球新秩序。借由强化关键矿产供应网络韧性之名，美国在相关伙伴关系中更加突出意识形态边界划分和价值观推广，意欲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关键矿产价值链，以及有利于美国利益甚至受美国管控的关键矿产供给体系，从而全面排除中国等战略竞争对手。2022年5月，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减少在半导体及其他关键材料上对中国的依赖。同年6月，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和日本等国建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通过与各国政府和行业深度合作，为战略项目提供定向财政和外交支持，加快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但是，该伙伴关系一直强调其只支持那些符合国际公认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高标准、促进当地增值和提升社区的项目，且宣扬“美国的采矿是以世界上最高的环境、劳工和安全标准进行的”，企图将美国及其盟友间的标准上升为全球矿产行业的标准，以此来阻隔未达其标准国家的进入，确立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中的垄断地位。

尽管美国及其盟友一直试图对中国“脱钩”，但不可否认，几乎在全球所有产业的供应链中都无法绕开中国的身影。美国意识到“脱钩”不仅无法使其摆脱对华依赖，反而会引起中国对其反制裁时，便开始寻找新的借口遏制中国。恰逢2023年3月冯德莱恩提出“去风险化”的对华政策概念，美国便开始用“去风险化”代替“脱钩”，不断强调中国“主导”的矿产供应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会对美国资源安全与供应链安全带来严重风险，会危害美西方战略稳定等，以此作为排华的“正当性”理由，联合其盟友打造“去中国化”关键矿产供应链与价值链。美国与欧盟强调要共同努力推动能源转型，确保未来的供应链具有韧性和安全性，并反映其价值观；美国还通过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盟友的合作，建立一个根植于北美供应链的清洁能源制造生态系统，并延伸到欧洲、日本和其他地区和国家。这些目标与行为暴露出美国企图在物质和意识两个层面主导全球矿产供应的野心。

四、美国关键矿产安全战略对全球安全韧性的冲击

美国关键矿产安全战略聚焦本国关键矿产安全韧性，却忽视了关键矿产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配置的现实，忽视了全球安全网络的存在，过度渲染自身脆弱性及他国行为的影响，对包括全球关键矿产安全韧性在内的全球安全韧性造成冲击。

（一）削弱全球供应网络的抗击能力

美国认为是其引领了二战之后的全球秩序重构，建立了一个使数亿人摆脱贫困、持续进行技术革命，并帮助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重新繁荣的全球性市场。然而，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关联性加剧，全球卫生危机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凝聚力削弱，引发逆全球化思潮。美国长期处于安全困境，尽管依靠全球化实现市场和权力扩张，但批评全球化市场未能充分履行国内就业和产能承诺。同时，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等战略竞争对手视为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者，指责中国补贴传统和未来战略性行业，“威胁”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和技术领先地位。为增加国内关键矿产开采量和回收量，美国寻找新矿产来源、提高供应链活动水平、优化地质数据，并简化租赁和许可流程。但即使实现了国内矿产的大部分供应，美国也会面临贸易收益大量丧失、国内生产成本增加的问题。因此，美国需与盟友建立关键矿产供应伙伴关系，认为这将促进集体经济和国家安全，并加强应对国际灾害和紧急情况的能力。

然而，美国试图在关键矿产领域建立垄断地位的做法，可能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网络中埋下隐患。这种单边策略本质是对全球供应网络的割裂，试图将原本分布广泛、互联互通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收缩到少数几个受控区域，打破了全球矿产行业一定程度上仍能平稳运作的现状。供应网络局部重塑不仅可能导致全球关键矿产市场价格机制紊乱，催生价格剧烈波动，还会对全球主要产业供应链的稳定性构成威胁，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关键矿产输入的产业，可能会因供应中断或受限而陷入困境。况且，当前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正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全球工业化进程加速和绿色能源转型的迫切需求，导致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急剧膨胀，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开采技术的局限性与升级换代的紧迫性则构成了另一重压力，现有技术水平难以满足全球快速变化的需求，技术“瓶颈”的突破亟待解决。此外，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和部分国家的政治动荡也是导致关键矿产供应与流通受到影响的重要因素。因此，美国选择通过努力确立垄断地位以确保自身关键矿产供应的做法，实则是进一步挤压了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原本就已不堪重负的抗风险空间。这种短视行为不仅可能加剧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还将对国际社会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矿产资源治理模式产生消极影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更多不稳定情况的出现。

（二）降低全球产业网络的恢复能力

关键矿产供应链所具备的特征，不同于全球化时代供应链向垂直化、一体化演化的趋势，而是具有上下游产业不同环节聚集于不同少数国家的直观特征，从而较易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而中断。而且，关键矿产的不易替代性导致其在全球供应体系中的脆弱性相对更高。美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产业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涵盖从矿产资源开采到产品分销的整个过程。尽管其对外依赖严重，但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锂储量，也是钨和锌的主要生产国之一。美国拥有先进的采矿、回收和加工技术，这为其在汽车、电子设备、建筑和高新技术制造领域提供了强大的制造能力。其发达的物流网络确保了产品流通和交付。此外，美国的盟友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非和巴西等矿产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在矿产供应和加工技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的“小圈子”战略意在通过所谓“去风险化”手段，使关键矿产的资源配置格局从全球化转向局部化，调整与重构关键矿产产业链，使其从复杂网状向线性、树形产业链转变，从“完全开放式”向“有限开放式”模式转变，从相对趋于通畅到堵点卡点增加转变。这种对全球关键矿产产业网络的局部化改革，无疑会增加全球物流运输和资源调配的负担，对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造成冲击。关键矿产供应链上的众多参与者，不论是否属于“小圈子”之内，一旦某一环节发生断裂，由于供应链的封闭性和依赖性增强，其他参与者可能难以迅速有效地进行替代和补给，从而增加了全球供应链与整个全球供应网络完整性受损的风险。这种出于地缘政治考量、无视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市场规律的做法，只会给当前已然面临能源短缺、气候变迁等多重挑战的世界经济增添更大的压力。不仅如此，资源流动受限和供应链“瓶颈”的加剧还将助推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现象，进一步恶化各国的社会民生问题。因此，这种带有强权色彩的战略调整，其结果极有可能适得其反，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福祉的增进。

（三）抑制全球各领域的更新能力

全球安全韧性的确保和提升需要不断的创新与发展，而发展往往依赖于各个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包括信息共享、资源共通和技术共创等。美国在“小圈子”内重组关键矿产供应链及整体产业链的举措，不仅是在大规模切断美国和盟友与他国的贸易链条，也是在切断国家间交流互鉴、共同进步的渠道，破坏了全球安全韧性不断提升的基础。美国始终坚持将不认同或敌视的国家排除在其供应链之外，例如，美国及其10个伙伴国建立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甚至被称为“金属北约”，是其刻意制造国家间隔阂，助长“冷战”思维的霸权工具。

中国首当其冲成为美国及其盟友垄断和封锁的重点国家。在美国长久的认知中，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战略竞争的最终目标是国际秩序的领导权，而大国对于秩序领导权的争夺属于零和博弈，意味着崛起国要尽可能地崛起，而守成国要尽可能地阻止对手崛起。美国关键矿产战略更新的重要目标便在于确立对华全方位封锁。首先，美国的战略意图在于通过建立局部化和封闭性更强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在关键矿产领域确立控制地位，这直接威胁到中国获取关键矿产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同时，美国通过设置技术壁垒、推动贸易规则变革以及联手盟友对特定国家实行资源禁运或限制等措施，直接增加了中国获取如锂、钨、锌等关键矿产的难度，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建筑和高科技制造业等领域形成潜在制约，进而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步伐。其次，美国试图通过操纵全球关键矿产与技术标准，将其价值观和安全规范融入其中，以此孤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压缩中国的技术创新空间和国际合作范围。在美国的引导下，矿产品生产与流通规则、技术服务原则、技术安全规范等标准被武器化，为其赋予越来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其成为美国传播价值观念、强化其主导的技术规范体系、挑起中西技术分裂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工具。

此外，美国致力于撬动所谓“全球民主国家”的力量，确立矿产与技术标准及相关的价值体系，通过设立高产品和技术标准的准入门槛，以阻止中国矿产流出和技术创新，隔绝中国对外交往渠道。美国引导设立的标准一旦成为全球标准，将帮助美国对中国科技创新和矿产贸易形成全方位遏制封锁，压缩技术引进与创新合作空间，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这不仅给中国构筑了技术扩散的壁垒，还扩大了全球价值链分布的“技术鸿沟”。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标准和规范方面“脱钩”，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两套标准并行的局面，导致全球分割和冷战化，加剧信息孤岛、文化隔阂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更关键的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南方”力量和话语权崛起的重要代表，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打压也会给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等稍显弱势群体带来负面影响，使其更加难以撼动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权，从而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若是美国“小圈子”认同的矿产品加工与回收标准成为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那些无法达到这一标准的国家，尤其是资源丰富但制造和加工技术落后的国家便可能因无法参与全球供应链高端环节而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市场，难以实现产业转型与社会进步。随着清洁能源转型和发展绿色经济需求的日益紧迫，控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成为所有国家面临的难题。若是由美西方国家操控减排相关国际规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更加难以落实，发展中国家会被“强迫”负有与发达国家同等的减排责任。届时，不仅减排目标难以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将走向更加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方向。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美国作为二战后全球经济秩序的塑造者，由于对关键矿产安全的深深忧虑和对自身地位相对下降的不安，采取了一系列“脱钩”措施，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强化自身供应链的韧性。然而，这些举措实质上破坏了全球自由贸易和供应网络的内在韧性，增加了美国及其盟友供应链的风险。在未来全球关键矿产需求大幅攀升的背景下，美国“小圈子”式的供应策略将使其在遭遇盟友合作中断时更难找到替代者，进一步加剧了本国关键矿产安全以及相关的技术安全、军事安全甚至整个国家安全的脆弱性。而中国作为美国针对和“脱钩”的主要对象，关键矿产相关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面临的风险最大。同时，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在为推进全球安全与发展而努力，在全球安全韧性受损、正常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被破坏的情况下，中国也有必要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第一，中国应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层面对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首先，中国可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上，主动发起关于关键矿产安全与可持续供应的专项议题，凝聚国际共识，推动建立多边合作机制，共同应对全球安全难题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其次，中国可建议设立专项工作组和专题论坛，定期组织国际研讨会和培训课程，分享各国关键矿产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以强化国际合作，确保全球关键矿产资源的安全供应与管理。最后，中国可通过构建国际合作框架和知识共享网络，传播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所蕴含的普惠包容、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等先进理念，将其有机融入关键矿产资源领域的国际合作项目中，既助力全球安全韧性体系的建设，也为中国及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资源基础。

第二，中国应完善并细化本国的关键矿产安全战略。首先，中国需制定并实施全国关键矿产安全保障战略规划，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储备制度，明确关键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的优先级和阶段性目标。其次，中国要进行产业链升级与技术创新，如设立关键矿产产业链现代化改造专项资金，引导和支持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关键矿产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提高国产关键矿产产品的附加值。最后，中国要构建起全链条产业布局，编制并落实关键矿产资源全链条产业地图，鼓励企业在上游勘查、中游开采冶炼、下游深加工与应用等环节进行合理布局，建立关键矿产资源应急储备和备份供应链体系，降低对单一市场或供应商的依赖。

第三，中国应着力构建全面的多边与双边合作体系，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资源分配规则和全球供应链安全管理机制，以实现全球关键矿产资源的安全供应和可持续利用，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稳定与韧性。首先，中国可积极促成与美国以及资源丰富国家间的互惠互利合作协定，明确各方在资源勘查、开发、交易等方面的权益与责任，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其次，中国可引导建立关键矿产供应风险监测与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和应对供应链中断风险，与合作国家共享风险信息，共同制定应急响应预案，确保供应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最后，中国应积极推动构建“全球关键矿产资源可持续保障合作机制”，倡议发起设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不以价值观念和技术水平高低设置门槛的国际组织，如“全球关键矿产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联盟”。该联盟不仅致力于促进成员间的透明度和信息共享，确保关键矿产资源市场的稳定性，还应聚焦联合研发与技术创新，推动研发、实验与推广绿色采矿技术及高效利用技术的国际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