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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

社交媒体通常指允许用户创建、分享和交流信息(含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的在线平台,社交媒体使用(social media use, SMU)则是基于社交媒体开展的行为活动[1]。随着人们在线交流和信息获取需求的日益增加,社交媒体越来越受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欢迎,青少年人群中每日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高达84%[2]。在中国,QQ、微信、微博等成为主要社交媒体平台,而在西方类似的平台包括Instagram、Facebook、Twitter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所导致的居家隔离措施增加了社交距离,使得民众越来越多地依赖线上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在疫情开始的几个月期间,社交媒体新闻消费量增加了近47%[3],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增加了近1倍[4]。有研究发现,频繁接触社交媒体有可能导致个体转向问题性甚至病理性的使用,并对心理健康造成一定损害[5-6],在疫情期间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还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抑郁情绪和心理应激反应[7-8]。也有研究者认为,青少年的媒体使用(包括社交媒体)与自杀意念或其他心理健康结果无关[9],不能预测心理健康功能受损[10],适当使用还有助于满足青少年的接纳和归属等核心需求[11],帮助增强社会参与,维持加强同伴关系[12],且近年来的数据倾向于报告社交媒体使用和同理心之间的积极联系[13]。

因此,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本研究拟对领域内主要研究变量进行概念化,进一步探究变量之间关系和影响因素,总结过往研究不足和未来改进方向。

1.  社交媒体使用的概念化

在过往的媒体相关研究中,受访者经常被要求直接估计花在屏幕上的具体时间,因此产生了屏幕时间、数字媒体使用、屏幕使用等概念;除社交媒体使用之外,还包括电子书、单机游戏、离线视频、工作任务等社交之外的内容[9]。因此,有必要澄清社交媒体使用的在线、社交属性,以区别于有关屏幕时间的研究。与社交媒体使用相似的是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 services, SNS),随着技术的更新,社交网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SNS的概念,还包含了即时通信、网络游戏、网上约会等综合功能[14],已逐渐和SMU融为一体,一般研究者对这两者的含义不做特意区分。但从过往的研究经验来看,研究者依据研究目标或自身喜好,对两者依然有不同的使用习惯:超过一半的研究者倾向于SMU,约1/4的研究者倾向于使用SNS,也有少部分研究者会使用数字媒体[15]、数字技术[16]等更宽泛或Instagram使用[17]等更具体的概念。本研究倾向于使用SMU这一经典概念。

目前SMU的测量维度主要包括了使用强度(时长、频率等)[18-29]、成瘾/问题性使用[21, 23-28, 30]、使用类型和方式(一般使用、主动/被动使用、积极/消极使用等)[19, 25, 28-29, 31-32]、使用动机(维持社交、信息获取、信息沟通、自我展示、在线支持等)[33-36]。

2.  心理健康的概念化

广义的心理健康是以主观幸福感和精神病理问题为核心的双重模型,对应社交媒体研究中的积极或消极心理指标,如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抑郁、焦虑等[19]。狭义的心理健康处于积极心理学的视野下,通常指个体能够保持主客体统一,拥有旺盛精力与愉快情绪,由此不断发展健全人格[31],是对传统消极被动、病理性的心理健康研究模式的一种补充,更关注人的积极品质[37]。

过往文献中,超过一半研究者偏向于使用消极指标,包括抑郁[18, 20-22, 24-26, 28, 38-44]、焦虑[26, 28, 39-42]、孤独[35]、压力[42]、自杀自伤[17, 25, 39, 45-46]、成瘾[26, 41-42]、睡眠[41-42, 47-48]、进食障碍[26, 39, 44]、网络欺凌[26]等。仅少数从积极指标出发,以幸福感为核心概念[16, 29, 36, 49-50],还包括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51]。其余研究者则使用混合心理健康指标,对其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进行了分类阐明[15, 19, 23, 27, 30, 32-35, 52-54]。本研究更倾向于使用广义心理健康的概念,即承认积极和消极结果的双重性。

3.  SMU和心理健康关系及影响因素

在SMU和心理健康关系的相关研究中,抑郁是最受关注的心理健康指标,如过往的6项Meta分析探究了SMU强度和抑郁的关系,一致发现两者呈微弱的正相关[18, 20-22, 24, 43];也有许多研究将抑郁作为混合指标中的单个因素,认为SMU与青少年抑郁及此外更多的消极心理(焦虑、孤独、自杀自伤等)均存在关联[15, 25-28, 30, 32, 35, 38-42, 44, 52]。与之不同的是,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科研范式的兴起使得研究者更加关注SMU对青少年积极心理的影响,目前累积证据表明,青少年适当使用社交媒体与幸福感的增加呈正相关[16, 29, 36, 49-50],提示青少年借助SMU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51]。

面对两者关系方向和效应量大小的不确定性,本研究认为其中的影响因素更值得关注和探究,以下从调节和中介因素、保护和危险因素两大主题展开讨论。

3.1  调节和中介因素

性别和年龄是最常被纳入研究的调节因素,但5项针对抑郁的Meta分析均发现年龄、性别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18, 20-21, 24, 43],只有1项发现女性SMU的增加更容易导致抑郁风险[22];还有一项Meta分析发现,男性SMU和不良情绪与压力的相关性更高[23]。此外,社交媒体使用类型[19, 24-25]、文化背景[19, 25, 54]、先前的心理问题[23, 25, 27, 39, 50, 5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38, 54]、社会支持[25, 46]都是重要的调节因素,在主动性使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先前较少心理问题、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具社会支持的前提条件下,SMU与积极心理的正向关联度更高。

在社交媒体问题性和成瘾性使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错失恐惧是最常见的中介因素[23, 28, 32, 39, 47],而在进食障碍相关领域,身体意象是连接SMU和心理健康的核心中介因素[25, 27, 32, 44]。此外,大量研究认为,社会比较是SMU损害心理健康的关键中介因素[25, 28, 32, 39-40, 44]。尽管社会支持在一些研究中被认为是调节因子[25, 46],但有时也作为SMU促进心理健康的中介因素被纳入分析[25, 28, 32]。

3.2  保护和危险因素

保护因素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SMU如何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即高自尊的青少年对自身具有较高的评价,肯定自我价值和能力[55],可以抵御社交媒体带来的负面效应[50, 52],社会支持和父母的有效管理则能够让青少年关注和体验当下,免于网络有害信息的暴露[27, 46, 50]。

SMU破坏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因素更复杂多样,现实生活中的孤独会使青少年过度依赖于线上社交体验[52],预先遭受过抑郁、焦虑、网络欺凌等心理困扰的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会遭受更严重的心理健康损害[27, 40, 50, 54],在线接触自杀自伤内容会合理化和强化青少年的相关意念及行为[46],甚至威胁生命安全。

4.  研究局限及展望

过往的实证研究和综述列举了该领域进展的种种不足和困境,但从提及频率由高至低可以归纳为以下核心10条[15-36, 38-44, 46-50, 52-54]:(1)主要是横向证据,缺少纵向证据,难以解释变量因果关系;(2)关注英文文献较多,缺少非英文和灰色文献的纳入,存在选择偏倚;(3)缺乏对年龄、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变量和影响因素的关注;(4)不同研究采用不同的研究术语、研究方法和变量测量方式,异质性高,缺乏更系统的研究框架;(5)对变量的测量多采用问卷等自我报告,缺乏更客观的工具;(6)缺乏对社交媒体使用、心理健康更精确的概念化和多维属性的讨论及对新兴社交媒体的关注;(7)过于重视普遍效应,忽视了个体差异和弱势群体;(8)缺少对社交媒体积极作用的关注,过度关注消极面;(9)缺乏临床指南或干预措施;(10)主要关注北半球,缺少南半球等欠发达地区的证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未来的研究路径,以弥补目前研究中存在的缺陷。

4.1  确定系统模型和框架

尽管领域内已出现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术语、方法等不同,研究之间往往异质性很高,因此迫切需要更完善的框架或模型来进行指导和解释。媒体影响的敏感性差异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media effects model, DSMM)从中介调节机制的角度解释了媒体使用与健康结果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研究中间变量——如反应状态(认知、情绪、兴奋)、媒体敏感性(性格、发展、社会)的重要性,可以在研究关键影响因素时提供理论指导[52]。近来还有研究者在操作方法上将计算机媒体通信分为“以技术为中心”和“以用户为中心”,前者利用技术捕获设备的具体使用情况(如花费时间、使用频率等),后者包含心理-感知的成分,通过自我报告(技术态度、使用动机、内容感知)来获取[56],社交媒体作为计算机媒体通信的一种,也能够被整合到上述框架中。同样地,心理健康概念也应当在系统框架下被阐明,如区分精神病理水平(焦虑、抑郁、物质成瘾等)与一般心理状态(孤独、压力、幸福感等)。综上所述,将所关注概念置于模型或框架内进行精确的操作化,会使研究结果更有意义。

4.2  拓展研究内容和方法

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SMU强度(时长、频率等)是一个粗略的变量,多数和心理指标相关的结果仅能反应其弱效应[52]。相比之下,拓展SMU的多维属性(如主被动、积极和消极)尤其重要,但该方面研究还远远不够[16, 35]。随着技术更替,新兴社交媒体如抖音、小红书等迅速闯入大众生活,对青少年的影响尚未可知,国内也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但旧有的概念可能已经难以适应新技术框架,需要被不断更新。在方法上,传统的自陈报告也已不能满足需要,各种前沿技术或证据等级更高的研究方法(纵向、实验、神经影像学等)应当被整合到新的研究框架中[44]。如近年有研究者把内隐联想测验和社交媒体过度使用联系起来,开发了基于Facebook使用的FIAT范式,证实了内隐态度和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息息相关[57]。

4.3  转向更微观的个体视角

既往研究偏向于普遍效应,研究者希望从宏观层面“一劳永逸”地确定社交媒体使用和心理健康的直接关系[29],屏幕时间等概念也是简化主义的代表[9],但研究视角和样本来源的不同导致结果存在异质性。未来进一步研究应当尊重青少年的个体或群体差异,理解这种异质性[52],从更微观的角度进行切入,纳入人口学变量、文化环境等多种调节因素,给予临床和弱势群体更多关注[44, 46],除量化研究外,也应当进行更多的质性研究了解青少年真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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