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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肺功能和骨密度检测纳入40岁以上人群基本体检项目

泰然健康网
2026-01-13 14:05

2025年11月4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2025年版）》，适用于个人或用人单位集体组织的健康体检。该指引为中年人群体检划下了新的“健康红线”——将肺功能检查和骨密度检测，列为40岁以上人群的“基本体检辅助检查项目”。这意味着两项检查从过去的可选变成了基础性指标，与血压、血糖一样成为中年健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如果对比国际经验，我们会发现，欧美国家并未以40岁为界线推行普查，甚至明确不建议无症状普通人群常规筛查肺功能和骨密度。为何中外会有如此大的政策差异呢？

下文通过查阅国外筛查指南，对比各国流行病学数据及医疗体系的差异，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这一健康政策的分歧。

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2025年版）

一

肺功能筛查：从“风险聚焦”到“基层普筛”的中外路径分歧

肺功能检测是国际上公认的诊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简称慢阻肺）、哮喘、肺纤维化等呼吸疾病的“金标准”，是评估肺部通气与气体交换能力的核心手段，其核心指标包括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EV₁）、肺活量（FVC）及二者比值。近年多项研究已证实，肺功能下降不仅关乎呼吸系统健康，还与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乃至全因死亡风险升高直接相关。

然而，在是否纳入常规体检的问题上，中外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

美国：无症状人群筛查无净获益，高危群体精准定位

美国是慢阻肺高发国家之一，据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报告，约6%的成年人确诊慢阻肺，慢性下呼吸道疾病长期位列全国主要死因，且不同族群间健康差距显著。尽管大量患者在出现明显症状前处于“未诊断”状态，但USPSTF仍给出“D级推荐”——明确反对对无症状成年人常规筛查慢阻肺。

图源：USPSTF网站

这一决策的核心依据是“获益证据缺失”。

USPSTF指出，肺功能检测虽是诊断慢阻肺的核心工具，但缺少证据显示对无症状人群开展普查能够降低患者死亡率、减少住院频次或显著改善生活质量。同时，现有药物干预的获益人群集中于症状较重或中度气流受限患者，对于普查发现的早期、轻症患者，药物或非药物干预的疗效尚无统一证据支撑。因此，美国将筛查范围严格限定于有长期吸烟史、职业粉尘/有害气体暴露史、已出现呼吸困难等呼吸道症状的高危人群，以及存在α-1抗胰蛋白酶缺陷等罕见遗传风险的群体。

英国：筛查工具存局限，推行“病例发现”精准施策

英国的慢阻肺流行病学数据同样严峻。数据显示，全英约有300万慢阻肺患者，其中200万未被确诊，未诊断率高达2/3；普通人群中未诊断慢阻肺的患病率为7.4%~8.4%，而长期吸烟者、职业暴露者等高危人群的患病率至18.9%~27.9%。英国的研究表明，在致病因素上，吸烟是首要诱因，80%~90%的病例由吸烟导致，且15%的吸烟者最终会发展为慢阻肺。

即便如此，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和国家筛查委员会（UK NSC）仍不支持普通人群例行肺功能筛查，核心原因可归结为三点。

其一，筛查工具精准性不足：COPD诊断问卷易导致大量非患者接受不必要的后续检查；而以FEV₁/FEV₆<0.70为标准的肺功能筛查，不同研究的截断值差异显著，缺乏统一的筛查阈值，存在漏诊轻症患者的风险。

其二，干预效果证据薄弱：相关研究显示，肺功能检测并未显著提升戒烟率；同时，针对筛查检出的无症状/轻症患者，尚无专属药物疗效数据，现有治疗证据多适用于中度偏重症患者。

其三，健康获益不明确：无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RCT）证实筛查可降低慢阻肺发病率和死亡率。后两点在美国的证据参考中也有清晰提及。

基于此，英国推行“病例发现”策略，即对因其他疾病就诊且伴随活动后气短、持续性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症状者，以及长期吸烟者、职业暴露者、有慢阻肺家族史等高危人群，进行针对性肺功能检测，实现医疗资源的精准投放。

中国：基层普筛落地，应对高疾病负担与本土风险

与欧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不仅将肺功能检查纳入40岁以上人群基本体检，还通过多项顶层政策推动其下沉至基层医疗机构。这一决策的背后，是我国严峻的呼吸疾病流行现状与独特的本土风险因素。

《中国常规肺功能检查基层指南（2024年）》显示，我国20岁以上人群哮喘患病率约为4.2%，4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高达13.7%，高于全球10%的平均水平，同时诊断率不足3%。更值得警惕的是，90%之多的患者早期无明显症状，却已出现持续性肺功能下降，疾病在“沉默”中持续进展，等到出现咳嗽、气短等典型症状时，往往已错过最佳干预时机。

此外，我国的本土风险因素也加剧了早筛需求：高吸烟率、空气污染（如PM2.5、臭氧）、室内油烟（尤其是农村地区生物质燃料使用）、职业粉尘暴露（如煤矿、建筑行业）等因素的普遍性，使得慢性呼吸病的发病风险显著高于欧美。

那么，在我国开展慢阻肺筛查，是否能带来明确的健康获益和经济收益呢？

2024年的一篇分析论文报道显示（参考文献4），在我国开展慢阻肺筛查最高可避免约8.1%的相关死亡和2.7%的急性加重事件。通过早期诊断与规范治疗，能有效延缓肺功能衰退速度，提升患者的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防止患者滑向重度伤残。

首次确证人群慢阻肺病筛查在中国具有卫生经济获益的分析论文，被期刊选为封面文章。

慢阻肺筛查也能带来稳健的经济获益。该论文表明，筛查成本仅占总支出的不到2%，而通过减少高昂的急性加重和并发症管理费用（占总成本54%-64%），可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节约长期支出，是一项高性价比的公共卫生投入。

值得指出的是，通过提高筛查之后的诊断率与治疗率，减少患者流失，则能够进一步提升筛查的健康和经济获益。

从政策层面来看，《“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等文件均明确要求，将肺功能服务下沉至基层，推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配备便携肺功能检测设备等，为筛查的可操作性与落地可行性提供了保障。

由以上对比可知，中国与欧美在筛查政策上的差异，核心源于疾病流行特征、医疗体系基础、公共卫生需求的不同。

二

骨密度筛查：性别年龄分层下的中外策略差异

骨密度是衡量骨骼强度的核心客观指标，是诊断骨质疏松、预测脆性骨折风险的“金标准”。最常用的是双能X线吸收法（DXA），可精准测量腰椎、髋部等部位的骨密度。

事实上，骨密度的意义远超骨骼健康范畴。研究显示，骨密度下降还与绝经后激素紊乱、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慢性肾病等相关，且与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风险上升存在关联，反映人体代谢与内分泌状态。

在骨密度筛查的推行上，因人群特征、医疗资源及疾病负担的差异，中外的策略体系也有很大差异。

美国：女性优先筛查，男性证据不足

美国最新数据显示，超1230万人确诊骨质疏松，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为12.6%，其中女性19.6%、男性4.4%，骨量减少人群占比更高，半数以上50岁以上人群存在骨折风险；每年新发脆性骨折超200万例，数量超过心梗、乳腺癌、前列腺癌新发病例总和，预计2040年新发骨折将增至320万例，相关医疗成本将从570亿美元升至950亿美元。同时，骨折发生率存在显著族群差异，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骨折风险最高，亚裔男性髋部骨折风险最低。

基于此，USPSTF给出分层化筛查建议：对65岁及以上女性推荐DXA骨密度检测（B级推荐）；对绝经后且小于65岁的女性，先通过临床风险评估识别高危人群，再开展筛查；对于男性，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评估筛查的获益与风险，未给出常规普查推荐。这一策略的核心是聚焦高风险群体，用最低的医疗成本降低骨折的绝对风险。

图源：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网站

欧洲：资源受限，优先填补治疗缺口

欧洲骨质疏松疾病负担沉重。据SCOPE2021报告，欧盟及英、瑞等国约有3200万患者，年新发脆性骨折430万例，医疗开销超560亿欧元，且存在71%的治疗缺口，即多数符合治疗标准的高危女性未获规范治疗。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包括DXA检测可及性低、医保报销受限、基层医生对骨折风险评估工具FRAX（由世界卫生组织推出的一款用于评估个体未来10年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的专业工具，会综合年龄、性别、体重、既往骨折史、用药史等多种因素计算风险值，为是否进一步做骨密度检测提供参考）使用率不高等。

此外，欧洲多数国家不支持全民骨密度普查，核心原因有四：一是政策缺位，多数国家未将骨质疏松纳入国家健康优先项目，缺乏筛查预算与组织体系；二是数据薄弱，仅少数国家建有全国性骨折登记系统，相关骨折监测不足，无法评估普查成本效益；三是资源有限，DXA设备数量少、分布不均，检测等待时间长，不具备普查条件；四是治疗优先，各国更倾向于集中资源识别并治疗高危患者，破解“诊断后未治疗”的核心难题。

由此看来，欧美与中国的骨密度筛查政策差异鲜明：美国聚焦女性高危群体分层筛查，男性暂不推荐常规普查；欧洲因资源与政策限制不支持全民普查，优先填补治疗缺口；中国则直接将骨密度检测纳入40岁以上人群的基本体检项目。那么，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其相关政策又是怎样的呢?

日本：分级筛查体系，关注绝经后女性

日本ROAD研究显示，日本骨质疏松呈现显著的性别和年龄差异，50多岁女性骨质疏松患病率仅8.9%，80岁及以上飙升至49.0%；男性对应年龄段患病率为2.8%和7.4%，远低于女性。从疾病危害来看，2017年日本髋部骨折病例约19万例，且绝大多数为老年女性。2019年日本低骨密度相关骨折的伤残调整寿命年数达323094年，占全球总量的3.29%，位列全球第4，远超其人口规模的全球排名。

基于此，日本构建了分级骨密度筛查体系，适用人群为40岁及以上、无骨质疏松或脆性骨折病史的成年人，且排除继发性骨质疏松患者。筛查分为两级：一级筛查可通过社区或指定医疗机构开展，可选择外周双能X线、定量超声、FRAX风险评估工具中的任意一种，标准可因地制宜；二级筛查需在专业机构完成，通过中枢DXA测量腰椎或股骨近端骨密度，其诊断标准为骨密度低于青年成人均值的70%（对应WHO的T值-2.5）或存在脆性骨折史。

在人群策略上，对绝经后女性给出B级推荐（中等证据显示中度净获益），65岁及以上可直接启动二级筛查，65岁以下需先经一级筛查筛选；对绝经前女性和男性，因证据不足不建议常规筛查，仅对有骨折史、长期用类固醇、低体重等高危个体开展针对性检测。

中国：40岁起例行筛查，破解“一高三低”防控困境

中国将骨密度纳入40岁以上人群基本体检，是基于本土严峻的疾病现状与防控痛点。

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40岁以上人群低骨量流行率达40.9%，60岁以上升至47.5%，提示骨质疏松症的高风险人群基数巨大；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为19.2%，其中女性32.1%、男性6.9%，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进一步攀升至32.0%，女性更是突破50%，据此估算全国骨质疏松患者约9000万，女性占比超70%。

在骨折风险方面，40岁以上人群椎体骨折患病率男性为10.5%、女性为9.5%，60岁以上人群椎体骨折患病率男女均超17%。而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害极大，患者1年内死亡率达20%、致残率50%，预计2035年我国主要骨质疏松性骨折医疗费用将达1320亿元，2050年将升至1630亿元。

更棘手的是，我国骨质疏松防控存在“一高三低”的困境：患病率高，但知晓率仅7.4%、诊断率仅6.4%、脆性骨折后治疗率仅30%。而且，在40-49岁骨质疏松症患者中，患病知晓率仅为0.9%。由于骨质疏松早期无明显症状，多数患者在出现椎体变形、身高缩短或脆性骨折时才被确诊，此时骨量流失已超30%，错失最佳干预时机。

为何40岁成为监测骨量、拦截流失的黄金窗口期？研究表明，40岁后，人体骨量进入自然流失阶段，年流失速率为0.5%-1%，女性绝经后流失速率增至2%-3%。一项2018年开展的覆盖我国11个省份的44个县（区）的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5728例40岁及以上绝经后女性，其骨质疏松症总体患病率为32.5%，相当于每3名该年龄段绝经后女性中就有1人受此疾病困扰。

在政策层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明确将骨质疏松纳入重点防控慢病，要求基层配备骨密度检测设备。

2025年，一项在江苏农村进行的研究显示，使用便携式DXA筛查可在60岁以上的农村人群中识别出38.2%的骨质疏松患者（女性55.4%、男性18.0%）。研究同时证实，便携式设备筛查成本仅6.2元/每人，覆盖人群更广，且灵敏度达86.7%，在降低经济门槛的同时准确识别无症状患者。

2018年的全国调查数据显示，40-49岁男性骨质疏松率低于女性（2.2%vs 4.3%），但该年龄段男性低骨量率则稍高于女性（35.2%vs 32.8%)，意味着该群体也是骨质疏松症的高风险人群。

二

指标异常后的科学干预：精准诊断、长期管理

综合来看，我国选择40岁以上人群基层普筛肺功能和骨密度，是高疾病负担和本土风险导向的应对策略，现有的基层体系和技术条件也为实现早期干预打下基础。而欧美则是高危优先、证据导向的策略，以避免资源浪费和无获益筛查。

对于公众而言，了解不同体检筛查政策背后的逻辑与证据局限，结合自身健康状况与风险因素，理性看待体检项目，或许是更具现实意义的选择。

若体检中发现肺功能或骨密度异常，可参照相关指南给出的规范医学诊断干预就医，以降低健康风险。

肺功能异常：戒烟为核心，多维度综合干预

发现肺功能指标异常后，首先需完善复查，包括肺功能复测（含支气管舒张试验），必要时结合胸部X光或低剂量CT排查病因，明确是慢阻肺、哮喘，还是其他呼吸道疾病。

干预措施中，戒烟是最核心且有效的手段，已有确凿证据表明，戒烟可显著减缓肺功能下降速度，同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并发风险；此外，需规避职业粉尘、有害气体、雾霾、室内油烟等环境暴露。对于确诊慢阻肺或哮喘的患者，需在呼吸科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吸入激素等药物，并同步管理心血管、代谢等并发症；肺康复训练（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呼吸肌训练）可有效提升患者运动耐力，改善生活质量。

骨密度异常：补营养强运动，高风险者药物干预

骨密度较低或有脆性骨折史者，需进一步排查椎体隐性骨折，并筛查甲状旁腺疾病、慢性肾病等继发性病因。

图源：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22）

根据《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22）》，生活方式干预上，需保证足量蛋白质、钙和维生素D的摄入，避免盲目大剂量补充；坚持每周3次以上的负重或力量训练，增强骨骼与肌肉强度，降低跌倒风险。对于高骨折风险者或已确诊骨质疏松的人群，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骨质疏松药物，并定期随访骨密度变化，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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