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老年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其相关研究也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1]。“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决定了居家养老是中国老人最重要的养老模式[2]。与此同时,当前传统的居家养老生活模式已经在家庭规模缩小、家庭亲属关系弱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3],其中三代同住比例下降、与配偶同住或独居比例上升是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变化的重要表现[4]。这就意味着对于当前中国居家养老的老人而言,完全依靠子女提供养老支持的传统养老模式难以为继,而来自于日常居住社区的支持变得更加重要。因此研究社区环境如何影响居家养老老年人的健康也必然成为改善中国老年健康的关键。
关于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结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方面: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内部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人口学、医学、心理学等角度进行分析,这些研究一致认同社会经济地位、个体行为等方面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重要因素[5,6],其中步行被认为是影响老年人健康与寿命最为重要的行为方式[7,8,9,10,11,12,13]。关于老年人健康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涉及养老模式、社会资本、生活环境等几个方面,主要观点包含以下内容:居家养老模式比机构养老模式更有利于老年人的健康[14],社会资本有助于老年人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与支持、增强人际交往与信任感、降低生活压力、有效促进老年健康[15],良好的生活环境对其身体和心理健康有重要的改善作用[16],更完善的社区环境、更和谐的社区文化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减少老年人的心理问题,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17]。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关于老年人健康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多学科多维度的综合研究仍然较少。正如Mulhern等指出的,对健康的探讨必然是一个多维度的研究[18],影响老年健康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之间并不会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作用:环境影响人的行为,环境与行为共同影响着人的健康[19]。老年健康是一个从环境到行为再到健康的复杂路径,需要综合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在生理机能、行为习惯与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其健康影响因素也会存在不同,因此探究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健康路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复旦大学2014年进行的“社区老年人健康邻里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建构了居家养老老年人“社区环境-步行-老年健康”概念模型,探讨了社区休闲环境、社区交往环境、步行行为与老年健康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分析了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差异。研究结论证实了社区环境对老年人步行与健康具有重要影响,丰富了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并强调了社区环境的建设与优化对老年人健康生活的重要意义,为相关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另一方面,研究结论揭示了社区休闲环境与社区交往环境对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步行与健康作用的差异,为城市规划、城市更新以及社区适老化改造项目的精细化设计与实施提供有效的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健康的四大决定因素:一是内因,即遗传因素,占15%;二是外界环境因素,其中社会环境占10%,自然环境占7%,共占17%;第三是医疗条件,占8%;第四是个人生活方式,占60%(世界卫生组织(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中文官方网站: https://www.who.int/whr/previous/zh/)。也就是说,对于老年人的健康而言,环境因素与生活方式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人类个体寿命的差异小部分受遗传内因控制,而大部分则取决于个人行为与环境等外因及其与遗传内因交互作用的影响[20],甚至有学者指出社会、行为、环境因素会调控人的基因,进而对老年健康与寿命产生重要的影响[21]。
居住模式与居住环境对健康和长寿具有重要影响[14]。对居家养老的老人而言,社区休闲环境对其心理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16,17],社区邻里之间和谐的社会交往,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促进老年人交流情绪、表露感受,消除生活中的烦恼,降低老年人常有的孤独感与失落感,从而满足其情感需求并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22],甚至可以有效降低死亡率[23]。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良好的社区休闲环境对老年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2:良好的社区交往环境对老年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步行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健康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步行可以延缓骨质疏松、预防跌倒、降低髋关节骨折发病率[8],有益于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9],有效减轻焦虑等负面情绪并预防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发生[10],减轻糖尿病的发病率与发病程度[11],并能延缓老年认知能力的下降,有效预防老年痴呆[12],甚至可以降低由于中风、呼吸道疾病、癌症等造成的死亡率[13]。总之,步行可以改善老年人身体各系统功能、有效提高老年健康水平。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步行强度的提升对老年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社会学理论在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的研究中认为,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4],“结构理论”将户外环境赋予社会意义,认为人的行为与社会互动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空间环境中。人在不同物质环境条件下会选择不同的活动类型,高质量的户外环境会激发更多的休闲活动和社会交往[25],同时有助于促进居民步行的强度与频次[26]。社区所提供的物质环境与社会交往环境对老年人的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高质量的社区休闲环境会提升社区交往环境,优质的社区休闲环境与交往环境能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步行的频率和强度。这就意味着社区休闲环境、社区交往环境、步行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良好的社区休闲环境对老年人的步行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5:良好的社区交往环境对老年人的步行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6:良好的社区休闲环境通过社区交往环境的中介作用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的步行强度
假设7:良好的社区休闲环境通过步行的中介作用显著正向影响老年健康
假设8:良好的社区交往环境通过步行的中介作用显著正向影响老年健康
2.2.1 数据与样本 为了深入探究社区环境如何影响老年人的步行与健康状况,复旦大学于2014年6月对上海市新华街道的居家养老老人进行了“社区老年人健康邻里调查”。新华街道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共包括17个居住区198个社区,占地面积约2.2 km2,人口约7.8万人,超过65岁的人口占比16%。调查采用二阶段抽样方法:首先,以尽量多样性的地理区位、交通便捷程度、竣工年份等方面作为抽样原则(为了尽可能使社区样本与老年人样本具有更好的代表意义,社区样本选取时尽可能覆盖新华街道中不同品质的社区,而对于社区品质的好坏需要从多方面考虑,其中地理区位、交通便捷程度以及建设年代往往具有较好的说明意义,因此本次调查主要以这几方面的多样性为抽样原则。),从17个居住区的198个社区中选取43个社区(图1)。
图1 社区样本示意图
注:底图来源于Google Earth卫星影像。
Fig. 1 Map of the community samples
然后,通过居委会获得居住于被抽中的43个社区中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名单,若抽中社区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小于120名,则没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全部接受调查;若抽中社区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大于120名,则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120名没有认知障碍的老人进行调查,共获得2839个样本,剔除56个不完整无效样本,最终有效样本2783个,样本详细说明见表1。全体样本中男性老人样本共1163个,女性老人样本共1620个,女性老人人口比例大于男性老人,与全国老年人性别比例一致。对于老龄阶段的划分,国际上普遍以60岁或65岁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国内学界普遍认同老年人按实际年龄划分为3个阶段: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80岁及以上为高龄老年人[27,28],因此本研究以此标准进行低、中、高龄老年人的划分,最终低龄老年人样本1292个,中龄老年人样本964个,高龄老年人样本527个。
对比上海新华街道“社区老年人健康邻里调查”样本与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中60岁以上样本数据的年龄分布,二者保持了基本一致的趋势,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图2),因此我们认为,样本对上海市的老年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1 样本说明
Tab. 1 Description of the samples
居住区编号社区注:表格内社区销售单价为“链家”2018年12月份数据,以期获得社区样本综合品质差异的信息支持,物质环境评价为该社区老年人对社区休闲环境各个测量指标加总平均值。通过对物质环境评价与竣工年份及社区销售单价的双相关分析可知,物质环境评价与竣工年份相关系数高达0.867,与社区销售单价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302,这意味着,社区休闲环境的主观评价与实际社区修建年份高度相关,与社区综合品质相关性也较高,社区修建年份以及社区综合品质往往与社区环境质量存在线性关系,因此老年人对社区休闲环境的评价能有效反映客观社区休闲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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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老年人样本年龄结构与上海人口普查的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samples with Shanghai census
2.2.2 变量与测量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不适”。因此在对老年人的健康进行测量时,老年人对身体状况以及健康满意度的自我评价更能综合体现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了健康主观评价与看病次数及死亡率的显著相关性[29,30]。健康主观评价不仅包括对过去与现在健康状况的综合,还包括对将来的健康状况、对疾病的抵抗力以及对健康的担心程度等[31]。Maddox等认为健康主观评价是测量健康非常有效的方法,甚至比实际的医学测量结果更重要[32]。本文运用健康主观评价对老年健康进行测量,包含健康自评、健康满意度2个观测指标变量,均为5级题项,从1分至5分,分值越高,主观评价的健康状况越好。
对于社区休闲环境的测量,复旦大学的“社区老年人健康邻里调查”中采用主观评价的方式获得。随着建筑使用后评价(POE)理论的蓬勃发展以及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广泛应用,建成环境主观评价近年来已经成为环境评价的主要方法之一[33,34],它是使用者对环境问题做出的真实回应,不仅可以有效评价现有环境的优劣,同时也可作为一种反馈机制用于改善环境的理论和信息依据,并有助于推动城市规划、环境与建筑设计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完善,最终实现环境更好地服务于使用者[35]。“社区老年人健康邻里调查”中社区休闲环境包括社区内建筑有趣、环境整洁干净、环境具有吸引力、社区内步行便捷、环境适宜散步、社区内树木充足、提供锻炼机会、足够的运动设施、能吸引居民散步、能吸引居民锻炼10个方面,分值从1到5依次为“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中立、比较同意、完全同意”,代表受访者对社区休闲环境各方面的认可程度。
本文的中介变量包含2个:社区交往环境与步行。社区交往环境同样采用主观评价的方式获得,主要从社区居民间聚会活动、相互帮忙、相互交流、相互串门、相互照看、值得信任、和睦相处7方面的状况进行测量,其中“聚会活动、相互帮忙、相互交流、相互串门、相互照看”这5个指标均为4级题项,分值从1至4分别为“从不、偶尔、有时、经常”,代表社区交往活动的频率,“值得信任、和睦相处”这2个指标为5级题项,分值从1至5分别为“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中立、比较同意、完全同意”,代表受访者对社区人际交往环境的认可程度。步行包含步行频率与步行时长两个观测变量。
在考察社区环境、步行行为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关系时,模型路径往往会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居住时长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与社区居住时长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概念模型中。收入水平为6级题项,赋值依次为“<1500元=1,1500~2500元=2,2500~3500元=3,3500~4500元=4,4500~5500元=5,>5500元=6”。教育水平为5级题项,赋值依次为“1=初中及以下,2=高中、中专及技校,3=大专,4=本科,5=硕士及以上”。
主要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2。社区休闲环境所有观测变量的均值在不同年龄阶段样本中差异不明显,均接近中间值。社区交往环境观测变量的均值在不同年龄阶段样本存在较大差异,高龄样本观测变量的均值普遍低于低龄与中龄样本。步行时长在总样本的均值为每次28.6分钟,步行频率为每周4.2次,意味着老年人普遍具有较好的步行习惯。步行时长与步行频率随着老龄程度的增长而逐渐减小,高龄老年人的步行时长为平均每次22.5分钟,步行频率为每周3.44次。尽管高龄老年人步行频率、时长与低龄、中龄老年人相比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对于80岁以上老年人来说,仍然表明具有较好的步行习惯。老年人健康自评与健康满意度随着老龄程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总体而言,老年人对健康满意度的评价较高,而健康自评相对较低,表明老年人对于自身身体素质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事实比较容易接受。控制变量中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体现出一致的规律,即中龄老年人最高,高龄老年人最低,低龄老年人居中,但差异不明显。居住时间从低龄到高龄老年人逐渐增长,但总体老年人的居住时间均在20年以上,意味着被访老年人普遍居住于自己极为熟悉的物质环境与社交环境中。
表2 主要变量说明
Tab. 2 Description of key variables
潜变量观测变量变量题项总样本均值低龄样本均值中龄样本均值高龄样本均值社区休闲环境适宜散步在小区散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3.313.333.283.32锻炼机会小区提供许多锻炼身体的机会3.003.022.943.05树木充足小区的树木可以提供足够的阴凉地3.143.113.113.25吸引散步我经常看到其他人在小区散步3.323.273.323.45吸引锻炼我经常看到其他人在小区锻炼3.183.163.173.27运动设施小区有许多运动设施2.952.972.892.98步行便捷步行可以从我们小区到达许多地方3.353.703.603.61吸引力小区很有吸引力2.922.922.952.68整洁干净小区的道路上有许多垃圾和废物3.613.613.583.65建筑有趣小区的建筑物和房屋很有趣2.722.722.702.76社区交往环境聚会活动与小区里其他人一起聚会或参加集体活动的情况2.152.182.251.87相互帮助与小区的人们互相帮助的情况2.372.452.382.13相互交流与小区的人就一些个人事情互相咨询交流的情况2.342.512.352.04相互串门与小区里的其他人到家里互相交流的情况2.442.512.492.17相互照看当邻居不在家时,你帮他照看房屋或财物的情况1.911.961.911.77值得信任小区的人们值得信任3.673.643.673.74和睦相处小区的人们彼此间能和睦相处3.833.813.853.87步行步行频率一周几次步行(只记录每次至少10分钟的次数)4.204.503.583.44步行时长步行一次多长时间(分钟)28.631.2528.722.5老年健康健康自评总的来说,自己的健康状况是2.352.522.262.08健康满意度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满意度如何3.633.763.613.28控制变量收入水平家庭人均月收入3.333.303.423.22教育水平文化程度2.242.172.511.95居住时间在本小区居住多少年22.1420.6421.1227.97新窗口打开
结构方程模型在处理群组比较以及多变量间相互关系时具有明显的优势,其不仅允许变量含有测量误差,还可以在一个模型中同时进行因素分析与路径分析,能够更全面清晰地解释变量间的关系[36]。因此本文应用SEM分析方法探究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社区环境、步行、老年健康之间复杂的逻辑关系。根据假设1~8以及变量测量设计绘制概念模型(图3)。
图3 “环境-步行-健康”模型假设
Fig. 3 Hypothetical model of "environment-walk-health"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中的群组比较方法,运用P值检验方法判定不同群组模型路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进一步通过群组参数矩阵的Z值精准地找到不同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的路径,研究方法清晰直观同时更加严谨科学。
所有观测变量高低分组的t检定均显著,结果显示全部变量具有较好的鉴别力。本文样本数高达2783(>1000),样本服从正态分布,因此本文的样本数据适合SEM分析。
将概念模型中所有测量模型进行多因子验证性分析,社区休闲环境测量模型中的观测变量吸引力、建筑有趣、步行便捷、干净整洁,社区交往环境的观测变量和睦相处、值得信任的因素负荷量未达到0.6的标准,因此删除此5个观测变量后重新进行多因子验证分析。调整后的所有测量模型的组成信度均大于0.6的标准,平均方差萃取量均大于0.5的标准,观测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均大于0.6的标准,信度系数均大于0.36的标准,所有测量模型全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适合进行SEM分析。
模型拟合结果显示,适配度指标GFI值、AGFI值、RMSER值符合理想标准,而卡方自由度比(x2/df)、IFI值、CFI值仍未达到指标理想标准,因此模型需要优化。模型拟合输出结果显示“吸引散步”的残差e6与“吸引锻炼”的残差e7之间的修正指标值最大,重新界定二者有共变关系,可以减少卡方值54.712。因此将e6与e7建立相关关系后重新进行模型拟合,拟合结果的IFI值、CFI值、x2/df值仍不符合适配度指标理想标准,继续进行模型优化,经过建立e2与e5、e14与e16两组残差的共变关系后,最终IFI值、CFI值与x2/df值均符合理想标准,因此优化后模型具有很好的适配度(表3)。
表3 模型优化前后适配度指标比较
Tab. 3 Comparison of fit index before and after model optimization
GFIAGFIIFICFIRMSEAx2/df优化前模型0.9490.9300.8430.8420.0596.135优化后模型0.9680.9560.9150.9140.0443.857理想标准>0.9>0.9>0.9>0.9<0.08<5新窗口打开
当模型中有中介变量存在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应以总效应、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来诠释更为准确(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代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体影响系数,间接效应代表自变量透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系数,而直接效应代表不通过中介变量直接对因变量影响的部分,即模型路径图中显示的路径系数。),整体样本拟合结果见表4,标准化路径见图4。
表4 整体样本的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Tab. 4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f the whole sample
变量影响效应自变量中介变量社区休闲环境社区交往环境步行社区交往环境总效应0.223**步行总效应0.254**0.217**直接效应0.205**0.217**间接效应0.048**老年健康总效应0.178**0.162**0.270**直接效应0.087**0.103**0.270**间接效应0.091**0.059**注:***代表在0.01水平下显著;**代表在0.05水平下显著,显著性检验选择Percentile95%置信区间法双尾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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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整体样本模型标准化路径图
Fig. 4 Standardization coefficients for the whole sample model
模型中所有路径系数全部显著,接受全部假设。社区休闲环境与交往环境的改善,以及步行强度的增加均能有效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改善社区休闲环境对老年健康的促进作用需要部分通过改善社区交往环境与老年人的步行强度才能获得,其中社区交往环境的中介效应值为0.036,步行的中介效应值为0.055。社区交往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同样需要一部分通过增强老年人步行强度才能实现。老年健康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由大至小依次为步行、社区休闲环境、社区交往环境。
3.3.1 群组差异显著性检验 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需求不同[37],因此非常有必要深入探讨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社区环境-步行-老年健康”模型路径的差异。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群组比较方法,通过计算不同群组之间模型路径系数以及模型变量均值的差值,能更加直观精确的揭示不同群组之间的差异。
本文将低、中、高龄老年人分别设为群组1、群组2、群组3,社区交往环境对步行的影响路径设为b1,社区休闲环境对老年健康的影响路径设为b2,步行对老年健康的影响路径设为b3,社区交往环境对老年健康的影响路径设为b4,社区休闲环境对老年健康的影响路径设为b5,社区休闲环境对社区交往环境的影响路径设为b6。群组比较输出结果显示不同年龄阶段群组模型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在模型不受因素负荷量的影响下,将低、中、高龄老年人群组的路径系数设定等同,输出结果显示低、中、高龄老年人群组模型路径系数全等假定的P值检验小于0.05,表明低、中、高龄老年人群组模型至少有一个路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检查群组比较参数矩阵,Z-test值大于1.96的体现在b1-1与b1-3、b1-2与b1-3、b2-2与b2-3、b3-2与b3-3、b4-1与b4-2、b1-2与b4-3这6组路径上:即低龄与中龄老年人的模型差异体现在社区交往环境对老年健康的影响路径上;中龄与高龄老年人的模型差异体现在社区休闲环境、社区交往环境对步行、以及步行对老年健康的影响路径上;低龄老年人与高龄老年人的差异体现在社区交往环境对步行、社区交往环境对老年健康的两条影响路径上。总体而言,社区环境与步行如何影响老年人健康在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3.3.2 从个人步行行为到社区交往环境的转移 通过群组比较的P值检验可以确定不同群组模型存在显著差异的具体路径,而比较不同群组模型路径的效应值则能更清晰量化不同群体间的差异。不同年龄阶段群组模型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效应值见表5,路径图详见图5。
表5 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群组比较
Tab. 5 Group comparison of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indirect effect
自变量群组中介变量因变量社区交往注:***代表在0.01水平下显著;**代表在0.05水平下显著,显著性检验选择Percentile95%置信区间法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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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年龄阶段模型路径标准化系数
Fig. 5 Standardization coefficients for different age stages model
总体而言,社区休闲环境的改善能有效提升所有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社区交往环境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呈现出随着老龄程度的增加逐渐增强的趋势,而步行对高龄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社区交往环境与步行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路径呈现出从个体步行行为到社区交往环境转移的特征。
低龄老年人的健康只受到社区休闲环境与步行的影响,而社区交往环境不仅对低龄老年人的健康不存在显著作用,同时也不会促进其步行的强度。与社区交往环境恰恰相反,社区休闲环境能同时有效提升低龄老年人的步行强度与健康状况。社区休闲环境对低龄老年人健康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这意味着步行是社区休闲环境影响低龄老年人健康路径中的部分中介变量,但由于直接效应(0.153)大于间接效应(0.064),意味着社区休闲环境对低龄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少部分需要通过提高步行强度才能实现。据此,低龄老年人组接受假设1、假设3、假设4、假设7,拒绝假设2、假设5、假设6、假设8。
中龄老年人的健康同时受到社区休闲环境、社区交往环境、步行的共同影响,社区休闲环境与交往环境能有效促进中龄老年人的步行强度,同时,步行对中龄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效应较大程度的大于社区休闲环境与交往环境。与低龄老年人不同,社区休闲环境对中龄老年人健康影响的总效应、间接效应显著,而直接效应不显著,这意味着社区休闲环境对中龄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完全通过提高社区交往环境与步行才能实现,其中社区交往环境的中介效应值为0.067,步行的中介效应值为0.112,由此可见,社区休闲环境对中龄老年人健康的显著促进作用更主要的通过促进步行强度实现。社区交往环境对中龄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路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但直接效应(0.144)大于间接效应(0.088),意味着社区交往环境对中龄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小部分通过步行的中介作用实现。据此,对于中龄老年人而言,与整体模型结论一致,即接受所有假设。
高龄老年人的健康只受到社区休闲环境与社区交往环境的影响,而步行对其健康已无显著影响。社区休闲环境对高龄老年人健康的影响需要部分通过社区交往环境的中介作用才能获得,中介效应值为0.088。社区交往环境对高龄老年人健康影响的直接效应值大于社区休闲环境的影响,同时其总效应与直接效应均显著大于对低、中龄老年人的影响,这意味着社区交往环境对高龄老年人的健康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社区交往环境对高龄老年人步行的影响同样显著高于低、中龄老年人,同时其总效应、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不显著,表明社区交往环境是此路径中的完全中介变量,这意味着社区休闲环境必须通过改善社区交往环境才能有效提高高龄老年人的步行强度。总体而言,无论是有效促进高龄老年人的步行行为还是有效改善高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社区交往环境的改善均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据此,高龄老年人组接受假设1、假设2、假设4、假设5、假设6,拒绝假设3、假设7、假设8。
社区交往环境对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从低龄老年人的不显著到中龄老年人显著但效应值相对较低(0.231),再到高龄老年人的影响效应值较高(0.265),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的现象。社区交往环境对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步行的影响呈现出同样的规律,即随着老龄程度的增加效应值逐渐增强,影响效应值依次为0.058、0.225、0.345。
综上所述,社区休闲环境对所有老年人的健康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从低龄到高龄,社区交往环境与步行对老年健康的影响路径呈现出从个体步行行为向社区人际交往需求转移的特征,尤其是对于高龄老年人的健康而言,社区交往环境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比较不同群组模型中潜变量的均值,不仅能揭示不同群组间社区环境、步行状况以及健康状况的差异,更能进一步挖掘出不同群组健康影响路径差异形成的结果。将低龄老年组模型潜变量社区休闲环境、社区交往环境、步行、老年健康均值均设为0,中龄老年组模型潜变量均值估计值相应设为m1_2、m2_2、m3_2、m4_2,高龄老年组模型潜变量均值估计值相应设为m1_3、m2_3、m3_3、m4_3,不同年龄阶段群组均值比较结果详见表6。
表6 不同年龄阶段群组模型变量均值比较
Tab. 6 Comparison of variables of different age stages model
群组均值估计值社区休闲环境社区交往环境步行老年健康低龄老年人0000中龄老年人-0.04-0.02-0.22-0.22高龄老年人0.03-0.30-0.55-0.49新窗口打开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随着老龄程度的增加而变差,步行强度也随之减少,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对社区交往环境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随着老龄程度的加剧,自然衰老加剧,老年人健康水平必然会逐渐变差,但除了不可避免的生理条件因素的影响下,其他因素仍然对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低龄老年人的健康只受到社区休闲环境与步行的显著影响,其中社区休闲环境在不同年龄阶段无显著差异,而低龄老年人的步行显著高于中龄与高龄老年人,因此低龄老年人在步行的显著作用下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健康水平。中龄老年人的健康受到社区休闲环境、社区交往环境与步行的共同作用,同时社区休闲环境、社区交往环境在低龄与中龄老年人之间无显著差异,而中龄老年人的步行却比低龄老年人低0.22个单位,因此较低的步行强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高龄老年人的健康只受到社区休闲环境与社区交往环境的显著影响,而高龄老年人对社区交往环境的评价显著低于低龄与中龄老年人,分别低0.30和0.28个单位,因此在较低的社区交往环境的压抑效应下更进一步降低了高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这一结论同时也意味着高龄老年人对社区交往环境有更高的要求以及更迫切的需求。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础,老年健康更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居家养老老人健康快乐的生活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整体健康水平,更会减轻政府养老负担,同时能激励更多老年人更加积极地生活。本文基于“社区老年人健康邻里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居家养老老年人的健康路径以及不同年龄阶段老人的差异,主要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第一,从老年人整体特征上看,社区休闲环境、社区交往环境、步行对老年健康均存在显著影响,社区休闲环境部分通过社区交往环境与步行影响老年健康。第二,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社区环境-步行-老年健康”路径既存在一致也有差异:一致性表现为社区休闲环境对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健康均具有显著作用,而差异体现在社区交往环境与步行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路径上,即随着老龄程度的增加,呈现出从个体步行行为向社区人际交往需求转移的特征。第三,随着老龄程度的增加健康水平逐渐变差,步行强度也随之减少。高龄老年人对社区交往环境的评价显著低于低龄与中龄老年人。第四,对于中龄老年人而言,较低的步行强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水平,而高龄老年人在较低的社区交往环境的压抑效应下更进一步降低了健康水平。
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任重而道远。社区休闲环境对所有老年人的健康均具有显著作用,这意味着尽管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生理状况、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存在诸多差异,但改善居住建成环境对其健康的提升作用却是稳定的,因此无论是已有小区的适老化改善还是未建设社区的适老化设计都将有助于中国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社区交往环境与步行对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论揭示出要提升中国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需要根据不同群体特征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及策略。要提高低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除了需要改善外部居住环境的同时,还需要强调个人步行锻炼习惯的形成与坚持;要提高中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除了注重提高步行强度的同时,注重提升社区休闲环境与社区交往环境的质量亦同样重要;要提高高龄老年人的健康则必须大力提升社区交往环境的建设。
本文的研究梳理了社区休闲环境、交往环境以及个体行为对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健康影响的复杂关系,研究结论证实了社区环境对老年人的步行行为与健康的重要意义。政府不应当只把养老服务、医疗、保险等问题作为养老问题的关键,更要注重老年社区的建设,将社区休闲环境与交往空间的建设、社区交往氛围的培养、社区交往活动的组织等方面作为政府重要的工作与任务。
本文的结论为当前政府养老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也为中国相关养老公共政策的完善提供新的参考,但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调查区域、社区样本数量有限,只选择了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街道进行深度调查,因此研究结论代表上海市整体社区环境状况还不够充分,需要后期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其次,老年人样本的代表性有待完善,在社区的选择上,尽管以多样的地理区位、交通便捷性、竣工年份等方面作为抽样原则,但仍然未能展开完全系统的随机抽样,因此最终获得的老年人样本结构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待后续研究来完善。最后,本研究对社区环境的考察基于主观评价的基础之上,在后续的研究中,将社区环境的主观评价体系与客观评价体系科学系统的结合,将更有助于社区环境与老年人健康之间关系的深入挖掘与全面揭示。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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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研究, 2016, 40(1): 98-112.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利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城市老年人数据,研究城市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试图从需求层面探索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研究表明,城市老年人有较高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然而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却较低。影响因素方面,崇尚节俭和为子女着想等传统文化因素确实抑制了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而"未富先老"限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却是一个过于笼统的论断,在某些细分产业内,"未富先老"的负面作用并不那么明显。此外,健康状况是老年人对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服务需求的硬约束。儿子和女儿则在为父母提供养老服务方面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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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城市老年人数据,研究城市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试图从需求层面探索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研究表明,城市老年人有较高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然而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却较低。影响因素方面,崇尚节俭和为子女着想等传统文化因素确实抑制了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而"未富先老"限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却是一个过于笼统的论断,在某些细分产业内,"未富先老"的负面作用并不那么明显。此外,健康状况是老年人对医疗保健和康复护理服务需求的硬约束。儿子和女儿则在为父母提供养老服务方面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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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社区环境对老年人行为与健康的影响研究——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群组比较 https://m.trfsz.com/newsview5306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