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才云经济学博士、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江西省青年井冈学者。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各方面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面临着个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还不够充分、政府监管难度增大等新的挑战。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数字普惠金融健康生态?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才云博士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应首先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平衡发展;其次,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最后,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拓展金融科技的运用。
数字普惠金融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理解数字普惠金融与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周才云: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共享、便捷、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有效增强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为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
一是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活力。数字普惠金融极大地促进了消费便利性,据统计,移动支付的普及率已超过60%,并直接带动相关电子商务和线上服务行业的年增长率达到20%以上;同时,2021年至2022年,随着网购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了10%。
二是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更好推动实体经济。数字金融通过大量资金供给,能有效弥补市场资金短缺,增强金融资金的有效配给,更好服务于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环境治理、产业数字化等,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三是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共享平等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践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途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具有普惠性的价值取向,加强金融机构与创新主体之间形成有效对接,拓宽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让更多创新企业和新兴产业也能同样享受经济大发展、大繁荣的成果,享受平等的金融支持,增加创新发展机会,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四是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新兴科技和传统金融业务的有机结合,实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有效创新,可以提升社会资本流转速度,为区域创新活动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同时,也能破除省际市场要素流动壁垒,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促进区域间技术信息共享;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将助推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更深入地融合,有力促进企业创新协作、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金融时报》记者:目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哪些亮点?
周才云:目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具体而言是在移动支付、网络借贷、数字保险和数字人民币等方面的业务亮点纷呈。
一是贷款余额显著增加。截至2023年年末,我国普惠小微授信户数为6166万户,全国县域银行机构实现100%全覆盖;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9.0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7%,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2.59万亿元,同比增长20.34%。
二是移动支付服务增长迅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2023年我国移动支付业务达到1851.47亿笔、同比增长16.81%,金额共计555.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15%,线下条码支付的交易规模超过51万亿元,成年人银行账户拥有率已经超过了全球中高收入经济体81%的平均水平,移动支付普及率达到86%、居全球第一。
三是数字保险金额不断扩大。2023年,我国保险业资产总额达到29.96万亿元、同比增长9.38%,实现保费收入5.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近年来,各大保险企业纷纷加速推进以线上化和自动化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风险管理和客户服务,预计到2025年,我国行业线上客户占比将超过60%,承保自动化率将达到70%,核保自动化率将达到80%,理赔自动化率将超过40%。
四是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稳步拓展。数字人民币已经在全国15个省市23个地区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场景有序开展试点应用,累计交易金额超千亿元,涵盖了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交通、政务缴税等便民支付领域,提高了资金周转效率、降低了支付成本,显著提升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
《金融时报》记者:面对普惠金融的发展瓶颈,数字化能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周才云:首先,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平台不仅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还使得金融服务能够覆盖到更广泛的人群。例如,通过二维码支付,用户可以轻松实现交易,无须依赖传统银行网点。与此同时,数字银行和电子钱包的发展同样为普惠金融注入了新的活力。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等数字银行通过互联网提供金融服务,降低了运营成本,使得小微企业和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和金融支持。根据网商银行发布2023年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网商银行已经累计服务小微客户超5300万,近一半客户来自县域及农村地区,这极大填补了金融体系中的“空白地带”和“薄弱地带”,让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这些数字银行通过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能够更准确地评估风险,为信用记录不足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成本,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其次,提升融资效率,优化服务体验。传统信用评估体系往往依赖于银行记录和历史信用数据,对于缺乏这些记录的人群来说,获得贷款难度较大。通过分析社交媒体、消费记录、行为数据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可以为这些人群建立新的信用评估体系。此外,数字化技术还可以优化服务流程,提供更加便捷、个性化的服务体验,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例如,东方财富一直致力于深化金融科技领域的探索和实践,自主研发了一系列网络核心技术,拥有充实的人工智能(AI)技术能力,包括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处理、语音识别和多模态融合技术,积极探索大模型在各金融场景的应用,为海量用户提供基于互联网的财经资讯、数据、交易等服务。
最后,助力乡村发展,提供精准服务。农村地区一直是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之一,但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信息闭塞等原因,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普及程度相对较低。数字化技术可以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的时空限制,通过建设数字乡村、智慧农业等基础设施,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例如,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了解农村客户的需求和风险状况,提供更加精准的金融服务。以山西省为例,其运用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在忻州、长治等地推广以活体牲畜作为抵押物的智慧畜牧贷款,推进养殖数据实时采集、动态监测,探索“生物活体抵押+保险+物联网监管+银行”的信贷模式。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搭建农村电商平台,能够推动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乡,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国际借鉴
及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时报》记者:国际范围内有哪些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实践可供我国参考借鉴?
周才云:一是肯尼亚的移动钱包M-PESA。肯尼亚的M-PESA堪称“世界上最成功的手机支付平台”。M-PESA是一种基于用户识别卡(SIM卡)的虚拟银行系统,用户可以通过短信向家人、商家进行付款和转账。该系统主要分为三大板块:代理系统、客户系统和后台系统。客户可以在M-PESA的各个代理商网点注册账户,并在自己的手机上控制该账户,实现电子货币和纸币的转换以及异地转账功能。后台系统则帮助客户处理在代理商处办理的异地转账业务等。M-PESA的成功之处在于其简单易用、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以及广泛的覆盖范围和深入的用户信任。肯尼亚虽然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移动通信SIM卡与金融支付结合的尝试,却启发了世界许多国家,成为数字普惠金融的经典案例。
二是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UPI)。UPI是一项由印度国家支付公司推动的重要金融创新,旨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UPI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的平台,实现了不同银行之间的无缝连接和快速支付,为印度民众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支付体验。在印度,由于银行众多,以往跨行支付往往面临流程烦琐、效率低下的问题。而UPI的推出,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通过UPI,用户只需要拥有一个虚拟支付地址(VPA),就可以轻松完成跨行转账、支付账单、购物等多项操作。这一创新不仅简化了支付流程,降低了交易成本,还提高了支付效率,为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三是荷兰的区块链技术应用。荷兰在区块链技术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跨境支付、供应链管理等领域。通过运用区块链技术,荷兰的金融机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增强交易透明度。例如,荷兰国际集团(ING银行)在支付、贸易融资和运营资金解决方案、金融市场、银行金库、贷款、合规性和身份验证等六个业务领域进行了27个概念验证。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应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数字普惠金融健康生态?
周才云:一是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平衡发展。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平衡发展;完善各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金融网点建设,提高金融网点覆盖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大力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宽带尤其是5G通信网络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乡村互联网覆盖率和普及率,积极在农村地区增设金融机构网点和数字化设备,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
二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加大对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教育、金融知识和金融素养的培育和支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实现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和被监管主体双向监管;要加快推进金融监管立法,确保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监管有法可依,提高监管权威性和有效性。
三是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拓展金融科技的运用。将绿色金融标准、绿色金融规则融入普惠金融全过程,实现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相关标准体系的协调。以碳中和为约束条件,不断建立和完善绿色普惠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系统以市场化方式支持绿色融资。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您有哪些建议?
周才云:首先,建立协调监管机制。建立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牵头,会同人民银行、工信部门、科技部门等机构,成立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委员会,协调运作拓展金融监管的深度和范围,实施跨机构、跨行业、跨产品、跨市场的协调推进机制,加强预测、判断、评估和防控金融风险能力。
其次,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统一监管平台。通过监管平台,加强监管协作与信息共享,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来获取监管对象的交易数据,建立智能风险分析模型,实现动态化监管;将不同地区的差异化监管政策或者措施归纳整理存储至平台、以便监管对象进行自我审查。
再次,执行用户信用等级的动态评估。坚决打击金融资金的滥用行为,确保信贷资金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并能按时得到归还,防范金融风险。对于将贷款用于正常性支出、效果较好、能及时归还贷款的用户,信用等级可以评定为“优”“良”等级,相应提高其授信额度,对于将贷款用于非正常性支出的用户,降低信用等级、减少授信额度,对于已有逃债、赖债行为的用户,在前期贷款足额追回的情况下,对其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作出相应调整。
最后,加强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金融消费者教育,提高金融消费者安全意识,金融机构要及时跟踪、定期审核,完善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体系,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特别是在数字普惠金融中对消费者隐私权、知情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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