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不是妖魔化:和曹征路谈《民主课》
深圳,2011年10月
曹征路,深圳大学文学院。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严: 您的《那儿》、《霓虹》、《问苍茫》、《豆选事件》都是把故事放在了当下的场景。但是《民主课》讲述的故事主干不在当下,而是在文革时期。文革是怎样进入您的小说创作视野的?
曹:能让人激动起来的原因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对我自己来说,尽管对历史感兴趣,以前也写过历史题材的小说,但这几年对当下更关注一些,我这些年的小说也都是现实题材。因为我认为当下的中国确实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文学应该有所作为。写文革其实就是写当下,因为当下的很多思想争论都和文革史、甚至革命史有关。能不能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不但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甚至已经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中国的主权独立了。所以,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写小说,只是方式之一。在中国,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早年真诚地投身革命,或者被潮流裹胁到革命队伍里来,他们对革命是拥护的,也确实从革命的成功中找到了个人的位置。但其中大多数人对革命的理解是偏狭的,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很难。文革中受了冲击受了委屈,不得了了,一辈子耿耿于怀,我有不少朋友都是这样的精神状态。作为个人这样想想本来也无所谓,但这种思潮如今被放大了,被利用了,以至于30多年以后还被当作改旗易帜的工具,作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就不能不站出来说出真相。我写小说本来就有个小小抱负:写出我亲眼看到的历史变迁,写出我能感受到的精神困境,做的怎么样另当别论。
严: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想请您谈对文革的认识,因为这是这部小说核心的东西。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 但是从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角度来反思文革,到今天还是一个禁忌。所以我就想请您谈谈您是怎么想到去写这部小说的。
曹:我上午想到这么一个问题: 在8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拥护改革?其实在80年代我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厌倦政治、渴望思想解放、希望有变革,否则我也不会到深圳来。可是到了90年代以后,特别是看到了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地成形,了解到国际资本这样迅速地控制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看法就改变了。这几年学术界对文革的认识再次热了起来,把否定文革当作“底线”,尽管说法不同,妖魔化却是一致的。我不敢说自己的看法百分之百正确,但我提供的是生活本身,是文革的真实过程,我挖掘的是历史逻辑,用艺术的方法去概括那个时代。我写的是一个小城市,但大体上全国也都是差不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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