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有两位院士的学术举动不同寻常，一是樊代明院士关于医学与科学关系的系统反思备受关注，它的意义不局限于医学的划界，而是对医学终极价值的深沉叩问与全新诠释；二是韩启德院士发起的对循证健康的反思运动，更是为当代医学思想史拉开了一道深度反思的大幕。在这个技术裹挟思想，惯性决定方向选择的时代里，这些动议无疑是一道精神的闪电，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在序列化的实证评估与辨析之前，应该着手清理我们固有的健康观念。
英国医学社会学家布拉克斯特在《健康是什么》一书中曾指出：健康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客观事实，它真实地存在，尽管它的因果谱系即相关性还需要继续探寻，似乎都不曾离开客观性、对象化的语境。其实，健康并不独立存在于外在的世界，而是由人类的生命认知所建构的。当下，除了依然痴迷于精细与精致的证据主义研究路径、模式之外，智者常常会通过对哲学叙事来揭示人类的生存本质，推动健康研究从多元研究到多阶（层级）研究，垒砌健康的“二阶研究”（health studies）平台，对“健康”进行观念史、思想史研究及本体论探究，从术到道的跃迁，从科学到哲学的提升，从顺思到反思的转身，从知识到观念，知识到信仰，技术到信仰的涅槃。
哲学隐喻的古老启示
哲学修辞的古老方式是哲学叙事，其特征是故事创造隐喻。很显然，隐喻不是科学论证，是透过对哲学隐喻的阐释进一步揭示健康演进中的不等式特征，找寻健康认知中有限与无限，可知与不可知，可控与不可控的价值张力。
健康中的“洞穴盲点”
这是柏拉图的经典隐喻，一群囚徒被困在洞穴里，身后有舞者在表演，囚徒通过火光映在洞壁上的光影来观摩表演，他们无法直视真正的表演，映入眼帘的只是光影，而光影投射的表演不是真表演。这个隐喻警示人类，即使在生命研究的现场，也无法获得完全、真实、精细的健康图景。
疾病中的“膏肓之谜”
这是中国先哲奉献的哲学隐喻，膏肓不是具象空间，而是绝对空间，人格化的疾病躲在膏肓之间，再高明的医生也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医学无论如何进步也无法做到全知、全能、全善，人类不仅无法包治百病，也无法阻断衰老与死亡的进程。因此，人类难以企及无病无痛，不老不死的健康。
保健中的“芝诺悖论”
这是古希腊数学家芝诺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运动不可分性的哲学悖论，在芝诺眼里，飞毛腿阿喀琉斯居然追不上乌龟，看似笑话，实则可证。此类目标与过程无限细分，逼近与抵达的鸿沟一样纠缠着健康的研究者，对于绝对健康的境遇，人类只能无限逼近，却无法最终抵达。
生命中的“醉汉平衡”
醉汉的脚步总是跌跌撞撞，却踉跄而不倒，武林高手缘此发明了似醉非醉，动态周旋中克敌制胜的“醉拳”。看似随机（偶然），实则蕴含着必然，生活中，漂浮（泊）性、随机性（偶然性、偶在性）主宰着我们的健康，因为健康测定与系统误差，人们可能遭遇假阳性与假阴性，看似不确定，实际上是混沌中的秩序。生命研究中，混沌模型（chaosmodel）、湍流模型（turbulentmodel）都是最富有挑战的复杂系统。
健康的宿命与诱惑
健与康、病与药，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是我们对待痛苦、死亡和医疗的基本态度。迄今为止，现代医学没有充分解释生命的偶然性与疾苦、衰老、死亡的必然性，人类的生存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有四大必然性，即必病性、必痛性、必老性、必死性。还有很强的偶然性，疾病无常、痛苦无常、生死无常。不病不痛是奢望，不老不死是妄想。社会潮流中，每一个人都渴望不病、不痛、不老、不死的生命境遇。迷恋青春，拒绝衰老（恐老、讥老），恐惧死亡，把人生40岁之前的生命境遇（进步、进化、成长）推演到40岁之后（退化、下降、多病），一旦遭遇生老病死的逼近，便去寻求包治百病之药，强力的止痛之药（麻醉剂），长生不老之药，起死回生之药，但终究无法实现。公众需要平衡宿命与欲望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健康观、疾苦观、生死观、医疗观。
健康的信念中，一半是希望，一半是奢望，生命中希望是要托起的，应该满足的，奢望是需要抛弃的，无法满足的，但人们常常无法分辨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奢望，有时也把奢望当作希望。折射出一个时期人们对待生命本质的认知，对金钱、享乐的态度，对医疗（养老）保障水准的期盼与心理落差，家庭关系的稳定与性道德，卫生习俗与习惯，闲暇节目与休闲品位，宴饮及嗜好的风俗，医患冲突的形成与化解思维。
宿命与诱惑的思考也催生了健康的现代性反思（深入探寻健康的完整性、退行性、自限性，而非只是它的自由性、自在性、超越性），在医学生活化的语境中（消费主义），逛医行为（doctorshopping，hospitalshopping），恋生、恶死、拒绝苦难意识蔓延。加速健康观的迷失（健康认知的泛化、无极限、无穷期，检讨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蚕食），健康观畸形导致疾苦观、医疗观的扭曲。悖论是医学越发达，医疗技术越进步、越精致，健康知识越普及，老百姓误解越多（无知反倒无畏），社会对健康越焦虑，对医疗安全越恐惧，现代医疗剥夺健康，在死亡面前高技术也是无效（失灵）技术，无法阻挡死神的脚步，只会让濒死的痛苦延长。高技术越普及，卫生费用支出及家庭负担越沉重，因病返贫的落差越惨烈，生命终末期“穷生富死”选择越严重。公众的健康指标（客观）与健康感受（主观），实际上的获得感与心理上的满足感严重脱节。2014年，美国发布了《全球视野下美国健康状态：寿命更短，健康状况更差》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通过与其他高收入国家寿命、各年龄段健康状况及常见病发病率等多方面的比较，发现相对于其他高收入国家，美国人的寿命更短，健康状况更差，健康开支最多。报告从公共卫生体系、个人行为习惯、社会因素、客观环境、政策和社会价值等方面检讨了原因。同时分析指出，过分迷信市场因素，单一依赖高科技，造成道德失范也是重要因素。
反思“自然的本体化之误”
“自然的本体化之误”命题源自吴国盛教授30年前的同名专著，当时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母题提出，理论展开与案例分析侧重于物理学范畴，如今笔者把这一观点引入在健康研究的反思中，重点剖析人的物化、对象化、图像化、细节化以及数学化表述五个方面。
以科学认识代替哲学反思
割裂知识与信仰（健康也是一份人生信仰），知识增长与精神发育（健康观）、技术进步与灵魂安顿的关系，将哲学思维科学化，认定健康科学的生物学奥秘就是健康哲学的终极关怀（信念）。把事实、知识（一阶）当作规律、观念（二阶），从而关闭了健康哲学的门扉。
以图像充当本体，以图像真相（真理）代替哲学本相（真谛）
生命只是DNA的存在图景，健康则是基因的有序表达，没有基因图谱之外的生命图景，武断地以物理学的解释范式统括生物学（人学）的个性存在与张扬。图像一旦成为本体，真正的本体则化作图像（本末倒置）。这是对生命价值的工具理性解读及其精神矮化。
客观知识的“神目”观理解
将生命及健康研究简化为照相机（观察，反映论）与复印机（归纳，机械论）原理，坚守“独立与人，外在于人，优先于人”的客观性以及求真务实的对象化立场，否认“心灵镜头”的存在，不接纳生命演绎中主体间性，灵性、情感、意志、信仰对知识生产的弹性校正。
异在性与先在性之谜
如同“鸡与蛋，孰先孰后”的无解争论，健康与疾病的互为前提也预设了异在性与先在性之间相互纠缠的逻辑怪圈。不正常的健康（病前、病后综合征，中医称之为“有证可辨，无病可查”）以及健康的不正常（阑尾长在左边）与疾病、保健干预的必然、或然关系都成为困扰人们的悬题。亚健康（介乎于健康与非健康、病与非病之间）的对策（可干预，只警示而不干预）似乎破解了这一难题。
自然的数学化与统计学崇拜
这是生命对象化、客观化研究进程的必然归宿。现代医学使得健康从体验转向测量，也改变了健康的解释模型与路径，数字成为唯一的健康证据，而健康传播的困境在不断质疑健康指标数学化的趋势。其实，由医学科学提供的生命与健康的演化图景与数据是人类科学活动的产物，不具备终极的本体化意义，也不具备穿透心灵的情感力量，新兴的健康（长寿）叙事是对冲数学化描述与统计学崇拜的良策，是连接专家之学与公众之识的新焊点，也是促进公众理解健康的新语境，对公众而言，一打健康数据抵不过一个寿星的健康故事。
继续反思还原论的视野缺损
通过持续地对健康研究纲领还原论的反思，从哲学高度获得更大思域（超越生物学，超越技术）的知识整合（统筹兼顾）。“还原论”近几十年来一直遭到质疑，一是它脱胎（借鉴）于物理学的细分思维与微观研究路径，缺乏独立的生物学创新；二是只重视生物学分析单一向度上的拓展，缺乏综合研究的视野和姿态；三是常常遭到伦理学的质问，将人类生命等同于普通生物，忽视了对人的意志、情感、心理、行为的统合；四是在方法上“剥洋葱皮”的研究定势大多浸淫于毫发之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尽管如此，它在现代生物学与医学研究中的地位依然坚如磐石，无论是每年一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奖加冕，还是日常的健康传播，几乎每一项新的健康研究成果都无法游离于还原论的思维和方法之外。然而，也不乏生物学前沿的科学家步入反思的精神隧道。
斯格芬·罗思曼在《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一书中写道，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将无可挽回地导致两重深层的混淆和误解：第一层是将生命的物质体现等同于或归因于生命本身，第二层是仅将生命组成部分之和错定为生命整体本身。在书中，他还虚构了两位顶尖的生物学家的对话和争执，揭示了人类还原整体，抑或解读生命的艰难历程，以及寻求生命的“一切解释”与“解释一切”的生命真理的荒诞性。
吴家睿在《后基因组时代的思考》一书中写道：后基因组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告别还原论与线性思维模型，走向复杂系统理论和非线性（网格化、开放性、涌现性）科学的模型，他声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真理都是一种批判性增长的学说，我们甚至有必要复活“活力论”，来重新诠释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的差别———随机性、坚韧性、可进化性，揭示复杂生命体的特殊活动规律。置身于基因研究前沿的他，还大声呼吁走出“基因决定论”的迷雾，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哲学清醒。科学从来就不拘泥于已知的世界，迷恋着操控之中的统一性、齐一性，而是向往着未知的天地，追溯着永恒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毫无疑问，人们对于还原论的挑战，旨在超越躯体，超越生物学（进入心灵、历史、哲学、社会学视域），是一种健康认知上的突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的内涵重新定义，从躯体无疾延展到心理平衡、社会适应方面，30年后，恩格尔根据这一识见将生物医学模式也扩充到“生物－心理－社会”的大视野之中。如今，医学已经攀上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悬崖峭壁。
那里有三个坠落口，分别是健康的人工化、生命的技术化、医学的生活化。人们正毫无选择地飞身下滑，眼前有什么，脚下是什么，未来又将如何，大家都陷入茫然，政治家正在为日益入不敷出的保健与医疗费用而一筹莫展，环保主义者正在为青山绿水的失去而泣声悲切，卫生监管官员为不断涌现的添加剂、食品污染事件而身心憔悴，百姓正在为高吊起来的健康欲望未能满足而愤愤不平，为未能获取优质的保健资源而迁怒于医院和医生，难道健康是一个纵欲的黑洞？国民健康的欲求究竟需要多少技术可以抵达，需要多少钱可以买到？实在是一道无解的悬题。（转自：医学与哲学，2016年1月第37卷第1A期总第540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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