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教育,这一实践性的学科,涵盖了系统的项目设计,其中关键的一环便是健康教育诊断。在诊断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的项目设计、实施和评价,构成了健康教育活动的完整流程,为科学、高效地开展健康教育提供了有力指导。而在这其中,格林模式凭借其广泛的应用和权威性,成为了健康教育与促进设计的佼佼者。
格林模式,也被称为PRECEDE-PROCEED模型,由美国著名的流行病学和健康教育专家劳伦斯·格林于1980年提出。该模式强调,个体的健康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规划和改善健康策略及方案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如心理因素、外部环境等。同时,制定健康干预方案也要以此为基础,确保干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格林模式主要包括PRECEDE和PROCEED两个阶段。在PRECEDE阶段,研究者通过对活动、事件进行诊断,将影响因素归类为倾向、促成、强化等不同方面。这一阶段强调在诊断中综合运用社会学、流行病学、教育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制定详细具体的干预计划提供坚实基础。而PROCEED阶段则着重于实施健康教育,研究者需利用PRECEDE阶段形成的干预方案,通过政策、法规、组织手段等途径,达到预期的健康教育效果。
格林模式示意图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格林模式的诊断阶段,即PRECEDE阶段,涵盖第1至第5阶段的详细内容。
在格林模式的诊断阶段,首要步骤是收集资料。这通常结合定性访谈和定量调查的方法,从多个来源获取信息。例如,在儿童青少年道路交通伤害预防项目中,我们可以收集来自统计部门、卫生部门、教育部门以及交通部门的各种数据。这些数据不仅包括人口统计信息,如儿童青少年的人口数及占总人口的比例,还包括与道路交通伤害相关的健康指标、医院资源配置情况等。
此外,专题调查也是收集资料的重要手段,可以针对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驾驶员以及相关部门管理者进行深入的了解。通过这些调查,我们可以获取到更多关于社区社会现状、社会问题以及居民生活质量和卫生服务需求的信息。
社会诊断是格林模式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它主要针对特定的社区,进行深入的社会现况及社会问题的调查与分析。运用主客观资料,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找出与健康生活相关的各种问题。例如,在某市儿童青少年道路交通伤害预防项目中,通过社会诊断我们发现,该市儿童青少年人口比例较大,且学校多集中在老城区。然而,老城区存在道路狭窄、人车不分流以及家长和学校对道路交通伤害认知不足等问题。近年来,该市已发生多起此类伤害事件,引起了家长、学校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流行病学诊断的目的是为了确立健康问题的优先顺序。它需要了解目标人群的监测资料,包括期望寿命、出生率、患病率、死亡率等关键指标。通过这些指标的分析,我们可以揭示目标人群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例如,在某2020年社区健康教育诊断中,我们对慢性病的现状、变化趋势以及行为与生活方式危险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流行病学分析。我们发现,该社区前五位慢性病依次为高血压、慢性胃炎、高脂血症、糖尿病和冠心病。与2013年相比,高血压、糖尿病和慢性胃炎的患病率有所上升,尤其是慢性胃炎的上升幅度最大。同时,我们也对行为及生活方式危险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在参与体检的9118人中,我们发现现在吸烟的人数为741人,占比达到13%,与2013年的63%相比,这一比例明显下降。同时,经常或每天饮酒的人数为200人,占比为19%。在运动方面,坚持每周运动1次以上的人数为5664人,占比达到12%,而偶尔或不运动的人数则为3454人,占比88%。值得注意的是,超重及肥胖的人数为4405人,占比高达31%,相比2013年的超重及肥胖率(97%)明显上升。这些数据表明,缺乏运动、超重及肥胖已成为本辖区内主要的生活方式危险因素。
在获得了社会诊断和流行病学诊断的相关信息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目标人群的健康问题和卫生服务需求。接下来,将根据健康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紧迫性、可干预性以及干预的效益等多个因素,来确定需要优先解决的健康问题。这一过程中,我们将遵循以下基本原则:首先,要关注致残致死率高、后果严重且居民最关心的健康问题;其次,选择干预措施简便且具有较好可行性的健康问题;同时,也要考虑社区背景和相关政策支持力度等可行性因素;最后,我们将以成本效益为考量,优先选择能用最低成本达到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健康问题。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区分引起健康问题的行为与非行为因素,以及区分重要行为与相对不重要行为和高可变行为与低可变行为。通过这一诊断,我们将能够更清晰地识别出目标疾病的行为影响因素,如吸烟、高脂饮食、暴食、缺乏锻炼以及精神紧张等。在后续的干预项目中,我们将针对这些行为影响因素制定相应的策略和措施,以促进目标人群的健康改善。
高脂饮食、暴食以及缺乏锻炼,这些行为与成人后心血管病的发生有着紧密的联系。鉴于饮食习惯的改变往往较为困难,且青少年时期学业压力大,难以腾出足够的时间进行锻炼,这些行为的可变性相对较低。然而,鉴于它们的重要性,这些因素仍被视为该项目的主要目标行为。
另一方面,治疗相关行为虽然其可变性相对较高,但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占比相对较小,因此与心血管病预防的重要性相比并不突出,故不被列为目标行为。至于精神紧张,由于其可变性较低,且与心血管病的关联性并不显著,因此也不被作为本项目的目标行为。
优先选择那些既重要又具有高可变性的行为进行干预,是制定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计划的关键。为了深入探讨这一策略,我们需要对影响目标人群健康行为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倾向因素、促成因素和强化因素。
倾向因素,即在个人采取某项行为之前就已存在的影响因素,如个人的知识水平、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等。这些因素为行为改变提供了潜在的动机。
促成因素则是指那些促使个人实现某种行为的资源或技能,如获取信息、掌握技能以及获得必要的物质资源等。这些因素对于实现行为改变至关重要。
而强化因素则关注于那些促使良好行为持续或重复的因素,例如奖励机制、家庭支持以及其他社会益处等。这些因素有助于巩固和维持行为改变的效果。
通过综合考虑这三类因素,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影响目标人群健康行为的复杂机制,并为制定有效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在确定了影响目标人群健康行为的关键因素后,计划设计者需进一步探索合适的干预策略。同时,他们还需综合考虑执行和持续计划所需的资源、设备及政策支持,并预见可能遭遇的挑战和阻碍。
对于健康教育诊断而言,核心任务在于精准识别目标地区和目标人群中亟待解决的健康难题、需要优先干预的行为目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此外,还需深入分析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政策、环境、技术、组织及资源等要素,从而为后续的项目设计、实施与评价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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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尉力文(南京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科)
审核专家:陈旭鹏(南京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科副主任医师)、尤华(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学系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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